最终战胜考大学的困难

吉尔曼先生的剑桥女子学校第二学期开学伊始，我满怀希望并坚信自己一定能实现目标。可是出乎意料，刚刚几个星期我就遇到了难题。吉尔曼先生认为我应该系统地学习数学，此外，我还要学习物理、代数、几何、天文学、希腊语和拉丁语。不幸的是，开学了，我的大部分盲文课本都还没有印出来，以至我在课堂上无书可看，另外上课必需的其他器材我也没有。我上的课人非常多，老师不可能给我进行专门指导。苏利文老师只能把所有课本都读给我，再把老师的讲课内容转述给我，这些工作量太大了，苏利文老师那亲爱的手十一年来头一次感觉到有点力不从心。

在课堂上求解物理题、进行代数和几何运算都是必须的内容，可是起初我做不了这些，直到我们买了一台盲文书写器，通过这台机器，我可以写下解题步骤和过程。我的眼睛看不见老师在黑板上画的几何图形，唯一能让我“看”清楚这些图形的方法是用直的和弯曲的细铁丝在坐垫上头尾相接地摆出这些图形来。正如凯斯先生报告里所说，我不得不在脑海中描摹出那些图形，还要记住图形各边各角的字母、前提、假设和结构，还有论证过程。总而言之，就是学习的每一个步骤都困难重重。有时候，我会因为绝望和无助而发脾气，甚至会做出令我难以启齿的蠢事，我居然冲苏利文老师发脾气。这让我后悔不已，她是唯一能容忍我的人，她的仁爱和宽容能将一切曲折崎岖抚平。

所幸的是，这些困难渐渐消失了。凸印书籍和其他辅助用具陆续齐备，我重新恢复了自信，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去。代数和几何是唯一两门需要我花费大量精力去钻研理解的科目。就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我不是学数学的料，总是不能完全理解不同点之间的几何关系。几何图形尤其让我伤脑筋，因为即便摆出这些线来，我还是看不见图形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关联。直到凯斯先生来教我，我才真正地把数学学明白了。

正当我开始克服种种困难的时候，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一切。

就在我需要的盲文书运来的前几天，吉尔曼先生提醒苏利文老师我的课业设置太重，并且不顾我的严词反对，削减了我背诵课文的次数。最初我们觉得必要的话，我要准备五年时间才能去读大学。但是第一学年结束时，我考

了一个好成绩，苏利文老师、哈勃女士（吉尔曼先生聘用的院长）和另一个老师都相信我可能只需两年多时间就能提前结业。吉尔曼先生最初也同意，可是当我的功课某些方面差强人意时，他坚持认为我负荷太重，我应该学习三年以上才行。我并不喜欢他的安排，因为我想和同学们一起进入大学深造。

11月17日，我因身体不适而没有去上课。苏利文老师知道我的小病并不严重，但是吉尔曼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后，断定我累垮了，于是调整了我的课业安排，以至于我不可能随班参加期末考试。最终，吉尔曼先生和苏利文老师意见分歧导致的结果是，我的母亲把我和米尔德莱德从剑桥女子学校接走。

经过了短暂的耽搁，学校安排我跟随剑桥女子学校的默顿·S·凯斯先生继续学习。余下的寒假，我和苏利文老师都和我们的朋友钱伯林一家待在一起，他们的家在距波士顿25英里远的兰瑟姆。

1898年2月至7月间，凯斯先生每周来兰瑟姆两次，教我代数、几何、希腊语和拉丁语课程。苏利文老师为他做翻译。

1898年10月，我们回到波士顿。在其后的八个月中，凯斯先生每周给我上五次课，每次大约一个小时。每次上课，他先解答我上一节课没理解的内容，然后再布置新作业。下课时，他把我在打字机上完成的希腊文作业带回家修改，再上课时把修改好的作业给我。

这样，我上大学的准备没有半途而废。我发现这样单独学习比在大班听讲更轻松，也更有意思。不用慌张，也不会留疑，老师有充分的时间来给我解答疑问，因此，我也学得更快，成绩也比在学校时更好。我仍然在数学上遇到更多的困难。尽管凯斯先生已经把数学讲得很有趣了，而且还把复杂问题分解成我能够理解的最简化的程度，我还是希望代数和几何能有外语和文学一半容易就好了。他让我的思维保持在活跃和求知的状态，训练我理性地思考，冷静而客观地寻求结论，而不是漫无目的地误打误撞。他温和宽容，无论我多么笨拙。相信我，我的愚钝会让以虔诚和忍耐著称的约伯也失去耐心。

1899年6月29日和30日两天，我参加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入学考试的终试。第一天考的是初级希腊语和高级拉丁语，第二天是德语、代数和高级希腊语。

校方不允许苏利文老师为我读试卷，所以，学校就聘请帕金斯盲人学院的尤金·C·维宁先生为我把试卷译成美式布莱叶盲文。维宁先生与我并不认识，除了译写盲文，什么也不和我交流。监考人也是个陌生人，不和我做任何交流。

用布莱叶文翻译语言类考试卷子毫无问题，但是一旦用到几何和代数上面，问题就来了。我在这些科目上花费了太多宝贵时间，尤其是代数让我又心疼又苦恼。我的确熟悉这个国家通用的所有字母盲文——英式的、美式的、纽约浮点式的；但这三种盲文体系对几何和代数变化多端的符号和标记的表示却大相径庭，而在代数课中，我只使用过英式盲文。

考试前两天，维宁先生给我寄来了一份盲文版哈佛代数往届试卷。令人沮丧的是，那是一份美式标注的试卷。于是，我立刻坐下来给维宁先生写信，请他给我解释那些符号的意思。随后，我收到了另外一份试卷和一张数学符号表，就这样，我开始学习这些符号标注。代数考试前一天的晚上，我还在拼命地分析几道非常复杂的题，可还是搞不清楚写在一起的什么是大括号、圆括号和根号。凯斯先生和我都愁眉不展，对第二天的考试有种不祥的预感，好在我们考试那天提前到了一会儿，维宁先生抓紧时间给我详细地解释了一遍美式符号。

几何考试中，我的主要问题是我一直习惯于按照行式打印的方式阅读命题，或者把命题在我的手上拼写出来，但这次，尽管那些命题就摆在我面前，可我就是不能把读到的内容清晰地呈现在脑子里。考代数的时候，问题更严重。那些我刚学的符号，我认为我会的那些符号，此刻就是弄不清楚。另外我不知道用打字机写出来的是什么。我一直以来都是用盲文或头脑心算来思考，凯斯先生非常注重我的心算能力，没有特意训练我写卷子。自然，我答题很慢，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示范例题，只有这样才能弄明白考题要求。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也不敢说能把所有的符号都准确无误地读出来，我发现临时抱佛脚真是不好用。

但是我不会责怪任何人。尽管拉德克利夫学院的行政委员会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把我的考试设置得多难，也不会明白我需要克服怎样的困难才能够完成考试。但是，尽管他们并不是故意给我设置障碍，那么能够最终战胜这些困难足以让我自我安慰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