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女子学校的幸福时光
1896年10月，我进入剑桥女子学校学习，为进入哈佛拉德克利夫学院做准备。
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曾去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参观，当时的宣言令朋友们为之一惊：“将来我也会上大学，但我要上哈佛大学！”他们问我为什么不选择韦尔斯利学院，我回答说因为那里只有女学生。从那时起，上大学的念头就在我心里扎下了根，进而变成一种愿望。正是这个愿望激励着我，即使我的正直而理智的朋友们的极力反对，我也要同那些能看见能听见的女孩子们一争高下。在我离开纽约时，这个念头已经变成了一个设定目标；正因为这样，家人决定送我去剑桥女子学校，这是通往哈佛大学最快捷的通道，只有这样，我才能实现儿时许下的诺言。
在剑桥女子学校，苏利文老师和我一起上课，并负责为我翻译授课的内容。
当然，我的导师没有任何教授非正常学生的经验，我与他们交流的唯一手段就是读唇。我第一学年学习的课程包括英国历史、英国文学、德语、拉丁文、算术、拉丁文写作和一些临时性课程。在入读剑桥女子学校之前，我没有专门为了考大学而准备过预读课程，但是苏利文老师对我的英语进行过很好的的训练，所以，学院里的老师们很快就发现我不需要在学院规定课程之外接受额外训练的特殊课程。此外，我有很好的法语基础，学过六个月的拉丁语，而德语学得更多。
尽管具备这些优势，我的学业还是受到一些限制而进展缓慢。苏利文老师不可能把所有指定书籍的内容在我手上拼写出来，尽管我在伦敦和费城的朋友们正在竭尽全力地抓紧时间制作盲文书籍，可是让我在开学时能有盲文课本可读，还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我只能暂时将拉丁文誊写成布莱叶盲文，以便能和其他女孩一起背诵课文。老师们很快就熟悉了我回答问题时候不完美的发音，并能及时地解答我的问题、纠正我的错误。我在课堂上没办法记笔记，也不能做课堂练习，但可以回家在打字机上做写作和翻译的练习。
苏利文老师每一天都会和我一起走进课堂，她以极大的耐心在我手上拼写出老师们讲的内容。自修她还要帮我查找生词，并且一遍又一遍地为我读笔记和尚未译成盲文的书籍，这些工作的枯燥程度常人难以想象。我的德文老师弗劳·格鲁特女士和吉尔曼院长是学院里仅有的两位能用手语字母给我授课的老师。亲爱的弗劳·格鲁特女士的拼写非常缓慢不熟练，尽管如此，她仍然不辞劳苦地一周两次为我拼写出她的授课内容，好让苏利文老师稍作休息。每一个人对我都很和善，愿意在我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但是只有一个人把这些苦差事变成乐事，那就是我的苏利文老师。
那一年，我完成了算术课程，复习了拉丁文语法，还读完了三章凯撒的《
高卢战记》。另外，借助苏利文老师的帮助，我用自己的手指“阅读”了其他作品，如席勒的《钟之歌》和《潜水者》，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弗赖塔格的《从腓特烈大帝的国度来》，里尔的《美的诅咒》，莱辛的《明娜·冯·巴尔赫姆》以及歌德的《我的一生》。我从阅读这些德文名著中获得了极大的精神享受，尤其是席勒美妙的柔情诗；对腓特烈大帝所取得的历史成就的赞颂；歌德生平的描述，辞藻恢弘壮美，让我受益匪浅。我对《哈尔茨山游记》爱不释手，这部诗集妙语连珠，对景致的描写让人心驰神往——紫藤覆盖的山野，阳光下歌唱的潺潺溪流，传说中的神秘的蛮荒之地，古老神话中的“灰衣姊妹”……只有那些对大自然怀有真挚的感情和热爱的人，才能够写出如此富有想象力的诗句。
吉尔曼先生教过我一段时间的英语文学。我们一起阅读《皆大欢喜》、伯克的《与美国和解的演讲》（1775），还有麦考雷的《塞缪尔·约翰逊的一生》。吉尔曼先生学识广博，具有深厚的历史学功底和文学素养，对英语文学的讲解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与我在课堂里听到的那些教条的浅显讲解截然不同，使我切实体会到了学习的轻松与快乐。
伯克的《演讲》比我读过的任何一本政论书籍都具有教育意义。随着书中动荡的年代我心潮澎湃，两个对立国家的关键人物好像就在我的面前。我读着读着就开始疑惑起来，面对伯克那激昂澎湃而富于雄辩的演讲，乔治国王和他手下的大臣们怎么能够对伯克的警告预言充耳不闻、置若罔闻呢？并且置我们的胜利和他们的耻辱于不顾。我在接下来的阅读中逐渐了解到，这位政治家所持的党派立场和人民的立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令人失望的党派斗争关系。我觉得，如此珍贵、蕴涵着真理和智慧的种子竟然被湮没在无知和腐败的野豌豆中，真是令人费解。
麦考雷写的《塞缪尔·约翰逊的一生》怎么看都觉得有趣。我的心随着那位在克鲁伯街上啃面包吃的落魄男人的命运转折而起起落落，他虽然身体和灵魂遭受双重磨难，但是仍然待人友善，还会帮助那些贫穷可怜的人。我为他的成功而欣喜，为他的错误而难过，我很惊讶，他的意志和灵魂从来没有被生活的重压压垮。尽管麦考雷才华横溢，他的文字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将一件平常小事写得新奇别致，但是他的自信时不时令我厌倦，还有他经常为了追求语言效果而不惜牺牲真实性也让我产生了怀疑，我所推崇的是“大不列颠的狄摩西尼”那样令人敬畏的雄辩演说。
在剑桥女子学校学习期间，我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与同龄的正常女孩共同生活和学习的快乐。我和几个同学一起住在一栋与学校相连的房子里，这个房子曾经住过豪威尔先生。我们就像住在家里一样。我和她们一起做游戏，她们的很多游戏我都参加，包括捉迷藏和打雪仗
；我们一起散步，一起讨论功课，一起大声朗读感兴趣的事。有些女孩学会了同我“交谈”，这样苏利文老师就不用为我复述她们的话了。
那一年的圣诞节，母亲和小妹妹来这里和我一同庆祝，热心的吉尔曼先生还邀请米尔德莱德来他的学校读书。就这样，米尔德莱德和我一起待在了剑桥，六个月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那是我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我们在学业上互相帮助，生活中一起分享快乐。
1897年6月29日至7月3日，我参加了哈佛拉德克利夫学院的预备考试。考试科目有初、高级德语，法语，拉丁文，英语和希腊罗马史，几门考试总共用了九个小时。我通过了全部考试，而且德语和英语成绩是“优”。
有必要介绍一下我的考试流程，参加考试的学生要求在十六个小时内完成测试——其中十二个小时的初级考试和四个小时的高级考试。每次五个小时才能计算成绩。试卷于早晨9点在用特别邮件从哈佛送到拉德克利夫。每一个应试者都有一个考号。我是第233号，但是我必须要使用打字机，所以我的身份无法隐瞒。
校方为我考虑得相当周到，我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房间考试，因为打字机的敲击声会影响到其他同学。吉尔曼先生亲自用手语拼写字母为我读考题，为了不受打扰，房间门口还设置了一名守卫。
第一天我考的是德语。吉尔曼先生坐在我身边，首先通读一遍考题，然后再一句一句分开读，同时，我跟着大声重复一遍，以表示我能理解他说的话。考题很难，当我用打字机打出答案的时候，我的心里非常紧张。吉尔曼先生帮我拼写我的答题，让我检查，如果有必要我会做一些修改，然后他再把修改后的内容插入到答题中。在我以往参加的任何一次考试中，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的待遇。在拉德克利夫学院，我答好题后，没有人会为我读试卷，而且我也没有机会修改错误，除非我能提前做完答卷。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只有有限的几分钟时间来修改能想起来的错误，然后把它们写在卷子的末尾处。如果我初试的成绩比复试好，原因有两个。第一，复试中没人给我复述一遍我写的答案，以便及时改正错误；第二，初试中我申请的科目大部分在我到剑桥女子学校就读以前就涉猎过，在学院就读的第一年吉尔曼先生给我做过哈佛的往年入学考试试题，而我在英语、历史、法语和德语科目都及格了。
考试结束后，吉尔曼先生把我的答卷送交到主考官手中，并签了一个证明表示我——第233号考生，已经完成所有答题。
所有科目的考试都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不过后面的考试都不像第一门这么难。我记得考拉丁文那天，席琳教授来到考场通知我，我已经圆满地通过了德语考试。这一消息极大地鼓舞了我，于是我信心坚定、轻松自如地完成了后面的考试。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