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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诸如胡世安等老学究，已经默然接受了通过戴明说之口说出的“义利并行”观点，但那有个前提，就是“利从于义”。如果郑芝龙真是如玄烨所言“一味逐利”，甚至“不择手段”，那可就成了倒行逆施！

“贝勒爷，如此一来，再用其人，岂非自取其辱？”胡世安说出了大多数人的心里话，却没有得到所有人的点头力挺。因为众人皆知：小玄烨能这么说，必定会有下文，并且一定是语出惊人的，还是静观其变为好。

见其余众人都是满脸疑惑，却纷纷隐而不发，弘毅知道人家都是碍于自己的皇子身份在等着他解释原委，于是赶紧说道：

“胡大人言之有理，玄烨此言也绝非危言耸听，有若干具体事例可以佐证。不过我们对此却不能简单鄙夷，而是应该刨根问底，究其所以。”

这算是一句转圜。至于郑芝龙怎么追逐利益最大化，其实不说也罢：不如此，他当年从哪里来的钱粮去供养一直可谓庞大的海上舰队？又怎么能高薪雇佣黑白黄各色人种的水手为自己拼死效命？

“究其所以？如何究其所以？依老臣看来，无非是利欲熏心、不尊圣训罢了。”胡世安始终走不出老学究的思维定势，对“己所不欲”的东西，想当然“勿施于人”，往往只顾一棒子打死。而不问为何如此。

“胡大人，也未必尽然。说同安王重利，还要念及他的籍贯出身。其实闽中重利之人岂止同安王一人？只不过他却有些过于偏执于此罢了。”

弘毅简单一句话，涉及层面一下子从郑芝龙一个人，跳转到整个福建省，这震撼效果有点太大了！

“皇二子何出此言？难道闽中士子儒生，也都成了唯利是图之辈不成？别忘了，朱熹就是福建人！”胡世安明显不同意这种说法。

“胡大人莫急。玄烨说福建之人重利，但不曾说他们唯利是图。其实，闽人尤为尊儒重教。这是闽中文化的传统与精髓。”

弘毅现在再也不会对政见不一的人和观点嗤之以鼻。而是层层解析、稳扎稳打。

“上古时代，福建实属荒蛮之地，文明不及。但随着汉人的衣冠南渡，从五代十国和宋朝开始。福建之福州、建州、泉州、兴化等地。文化渐兴、人才辈出。蔡襄、朱熹、柳永等皆为人杰。尤其是到了朱明一朝，福建沿海港口林立、贸易不绝，更成富饶之地。几乎家家航海、户户行商。难能可贵的是，与此同时，闽中父老也推崇孔孟之道，讲求礼教大义，读书人比比皆是。甚至于一家一户之内，父兄子弟，行商逐利的与读书求仕的分工明确，以求互为依仗。”

“如此一来，闽中小康人家的书生生计富足、衣食无忧，自然潜心求学，多有成就。别处不论，单说泉州一地，自唐至明，历朝科举计有文进士二千三百余人。其中，唐十六人，五代七人，宋一千四百余人，元三人，明达五百五十二人。就是我朝入关后的三次科举，泉州一地已有十七人金榜高中了！故而，玄烨以为，福建地方士民，定然是推崇‘重名尚义’与‘务实逐利’的‘商儒之道’。”

胡世安默默点头，没再纠缠这件事情。

既然小皇子承认福建出才子，那就好办。毕竟，自从南宋以来，福建可就成为华夏文明的一大根据地。前朝不论，但就顺治九年壬辰科殿试来看，当年取中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和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等各类进士共三百七十九人，而福建籍生员得中进士的足有二十九人，占到全国总数的近一成！若是纵观宋明清三代，福建籍进士更是数不胜数了。关于这一点，曾做过顺治四年丁亥科殿试读卷官的胡世安十分清楚。

胡世安没说话，已经不甘沉沦的李际期，却又一次开口讲话了。

“皇上，皇二子身居宫中，却对闽中风土人文多有垂顾，实在是博学好问啊！臣贺喜皇上得此贵子能臣！”

“李大人过奖了，玄烨岂敢担了这博学好问之名？之所以对闽中事物稍有了解，全是借助谈迁谈老先生的传授。”弘毅是在上大学期间读得史料，却必须把功劳让给身边的有识之士。

“哦，原来是谈迁大人所授啊，怪不得如此精准！”李际期若有所指评论一句，也引起了弘毅的留意。

“精准？符献，你是说玄烨方才所说闽人的‘商儒之道’精准吗？如何精准？”皇帝很高兴李际期能主动参与进来，故而发问。

“回皇上的话，臣也是听闻精于此事的旁人议论，故而有此一说。”李际期急忙回禀皇帝的问话。

“哦，何人所说？有何议论？不妨说来听听！”

“嗻！臣蒙圣眷，于顺治二年以户部主事升为浙江按察使司佥事，提调学政，臣不才却累受皇恩，后多有升迁，并于顺治十年返京任通政使司左通政。但由此一番历练，与后来任福建提督学道的宋征舆宋大人结识。臣与宋大人又多有诗文切磋，故而结交。”

李际期引出了一位“宋征舆”，弘毅不认识，福临却很高兴的样子。

“是吗？符献与宋征舆相知？哈哈，朕的这位尚宝司卿[1]，看来必然也是精通诗文的才士了！”福临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到吟诗作画，也好打消一帮子监察御史参劾两人“私结党羽”的念头。

“皇上错爱，臣的诗文比起宋征舆。可谓天壤之别。宋大人久负诗名，前明之时就与同乡陈子龙、李雯并称云间三子[2]了。”李际期自然少不了客气。这反而引起爱好诗词的皇帝浓厚兴趣。

“哈哈，云间词派，朕也听说过。李雯，朕是知道的，睿亲王的《致史阁部》[3]，不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吗？可惜他顺治四年丁忧期满，却病故于返京路上，朕亲政之后竟不能当面讨教，殊为可惜。”福临再一次展示他的爱才心切。让一班汉臣颇为受用。

“至于陈子龙嘛。却是个人物。朕以为，词作自元代开始衰微，到明代就更加凋零了。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致力为词，勤苦唱和。使得词艺如获新生！陈子龙论词崇尚南唐李璟、李煜以及花间词[4]名家、北宋秦观、周邦彦等人。风流婉丽。蕴藉极深，可谓词之中兴肱骨！”福临意犹未尽，点评起所谓“云间词派”代表人物陈子龙来。

“皇上。陈子龙虽有才气，却依附南明伪政，不知大势、不顺天意，被我大兵擒获之后死心不改，投水自尽，咎由自取！此人不足道！”觉罗巴哈纳闻听皇帝又在大肆“慕汉”，若是传到慈宁宫那里，他这样的老臣少不了被波及一番，于是急忙出来提醒。

“哈哈，巴哈纳何必与一个死人争勇斗狠？他不降，的确不识时务。但，他有才，却是毋庸讳言！说来也是殊为可惜呀，朕那时尚未亲政，否则，唉……”福临不以为意，居然表达了政治与文艺脱钩的观点立场！

“皇上圣明！国政大策与诗词文学，两者可并行不悖，臣……”李际期一个激动，就准备说什么。

难怪他激动，云间三子中，陈子龙自尽，李雯和宋征舆却都和他李际期一样，最终选择了归降清廷。但这些汉族文人委身大清之后，却始终迈不过华夷之辨这道坎。

就拿李雯来说，作为一个明朝的秀才，却在故朝覆灭不久，就在当时被汉人称为夷族的清廷作了官，这无论是从他自小所接受的儒家“忠君报国”的传统教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他自身的良知上来说，这种悖离与背叛都不能不是一个异常沉重的精神负担。所以，他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抒写身处乱世的抑郁和失节仕清的愧疚。他的作品中，处处都是自责自怨的诗句，处处都显现出一种压抑沉痛的负罪感，同时也处处洋溢着对故国的思恋与怀念之情。

“好，改日朕定然要和这云间诗派的扛鼎之人切磋讨教一番。不过今日，符献还是先说正事。”福临却没有给李际期继续这个敏感话题的机会！

表面上看，福临的确是个爱岗敬业的好皇帝，没有因为自己的“一己私利”影响会议进程。深层次的原因，福临是在打断李际期想要表述的心情，以免成为多数满臣和部分汉臣攻击的目标。

“臣，遵旨。”李际期无奈将那句到了嘴边的话，再次吞回肚子里，开始说正题。

李际期那句话不说，一旁的弘毅也知道，而且还确信福临也是赞同的。什么话？大体应该是——

若我大清上下皆似皇上一般，一力推崇儒学汉化，最好是“化满入汉”，则天下大定指日可待！一班前明遗民，盼的就是这个……

听着耳熟吗？典型的夷夏之辩！是的，陈名夏就是死在这句话上，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死在这句话被以慈宁宫为首的满洲集团所憎恨的原因上！年轻的福临万般无奈，又恼怒于陈名夏极力撺掇的汉臣党争，才不得不杀死了自己尤为器重的不二才子！

政治与文化，如何会分得开呢！弘毅暗自叹息……

【.首发在起点的网文，读者少的可怜，但各家盗版网站却贴的不少，流失了不少读者，这种文化氛围怎么能行？咱们中国人在很多事情上叫嚣得很厉害，但往往到了关键时刻就都song了，可悲可叹呀！】

[1]尚宝司卿，正五品。明官署名。西吴（明朝前身）元年（1367），设尚宝司。掌宝玺、符牌、印章。设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从五品，司丞三人、正六品。初以侍从儒臣、勋卫领卿，勋卫大臣子弟奉旨始得补丞。后常以恩荫寄禄，无常员。迁都北京后，尚宝司称外尚宝司，南京亦仍设尚宝司卿一人，而实已无宝可掌。凡需用宝玺时，外尚宝司用揭贴赴宦官尚宝监请旨，至宫内女官尚宝司领取，外尚宝司用宝时，宦官监视，用毕，由宦官缴进。

[2]云间诗派或称云间派，是明末清初的一个文学流派，以陈子龙为首，同郡的李雯、宋征舆则同声相和，号称“云间三子”。云间诗派是明代诗学第三次重要的诗歌复古运动，与前七子、后七子并称“风雅三嬗”。陈子龙是明末爱国诗人，师法黄道周，擅长诗文，与钱谦益、吴梅村齐名。崇祯初年，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彭宾、杜麟征?、周立勋六人组成文社畿社。崇祯十年（1637年）丁丑科进士，选得广东惠州府司理。官至南京兵科给事中。福王于南京称帝，子龙上防守要策，请召还故尚书郑三俊，不听，明年二月，乞终养去。后曾出家，法名信衷。屡次起兵抗清，后结太湖义军，图谋起事，最终兵败逃亡。夏之旭自杀后，陈子龙到密友侯岐曾的仆人刘驯家里躲避，又逃至其婿昆山顾天逵兄弟处。不久在吴县潭山顾天逵祖墓被操江都御史陈锦所逮捕，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1647年）6月15日夜间，在登船前往南京的途中穿过跨塘桥时，陈子龙挣断镣铐，投河自杀死，被割下首级，抛尸河中。陈子龙的学生们捞其遗体，将其安葬于陈氏坟地。清乾隆间追谥忠裕。李雯（1608年－1647年），字舒章，上海松江人，词人。刻苦读书，早年为复社主盟，与陈子龙、宋征舆并称云间三子，和彭宾、夏允彝、周立勋、徐孚远等人以诗文唱和。李雯对柳如是用情极深。崇祯十五年（1642年）举人。明亡后仕清，龚鼎孳尝疏荐雯，称为文妙当世。相传多尔衮的《摄政王致史可法书》劝降书，出自于李雯手笔。顺治三年（1646年）南归葬父，不久病死。著有《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等等。

[3]《致史阁部》即通俗而言的《多尔衮致史可法书》。

[4]“花间词”是一种早期的词，从它的来源《花间集》得名。一般说来，词以长短分类：“慢词”最长，自九十至二百多字，故亦称“长调”；自五十九至九十字为“中调”，五十九字以内为“小令”。《花间集》所收，只有小令和中调而没有长调慢词。这倒并不是选者对小令有偏好，故摒弃慢词而不录，实在因为自晚唐至五代（甚至在北宋初年）慢词还没有发展出来。另外一个早期选集《尊前集》也是如此，只收小令和中调。(未完待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