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抚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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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一十四章 阮曹之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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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太傅,国朝科试,四书主程朱章句,可并非凡事皆要唯程朱之念是从的意思。先前科试,考生讲论经术,多有兼采国朝松崖、东原诸前辈之意者,也往往可以得到取录。我初迎乡试,座师文正公便以慎修先生《乡党图考》为本,凡‘过位’之语能得慎修先生之意者,悉予取录,为何曹太傅主持会试,竟要对程朱之意如此苛刻呢?”阮元自然不会认同曹振镛唯主程朱的观点,便即以自己实际遭遇为例,向曹振镛反驳道。

“阮中堂,要不咱们再看这一句吧。”曹振镛却也没有直接与阮元辩驳,而是打开了第二场的一张试卷,向阮元问道:“你且看这一句‘满盛不仕,故非谓管仲之器小’,此人之言,与《论语》之意大有不合,《论语》言及:管仲之器小哉,此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要说管仲并非器小之人。举子应考,《四书》自当倒背如流,可他偏偏在这定论之上胡言乱语,这不是荒诞,又是什么呢?”

“曹太傅,若是只看《论语》之人,自然可以说管仲器小乃是至论。可如今博学之人,天下间并不少,读书人也应该知道,管仲自己便即留下一部着作,即是《管子》啊?”阮元对于这个问题自然也不陌生,便即引经据典,向曹振镛驳道:“读书人往往认为,管仲骄奢,是以器小。却鲜有人知,骄矜自满,本就是管仲生前之大忌!《管子.枢言》有云:‘釜鼓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重令》云:‘地大国富,人众兵强,然而与危亡为邻矣。’《白心》云:‘满盛之国,不可以仕任’,《枢言》又云:‘人之失也,以其所长’,此数语俱可言明,骄矜自满之害,管仲实非不知,可管仲犹有奢侈之举,这便是为了让外人清楚,齐国尚有不足之处。若是管仲严守操行,其人完美无瑕,那外人言及管仲,言及齐国,就只会留下盛赞之语,却无忧虑之念。若是管仲和齐国,都再无一人言及其弊病,那其人其国,才是衰亡无日!管仲骄奢,正是为了让世人有所进取,后人不读《管子》,故而误解了管仲,可如今国朝经学昌明,难道我们还要囿守旧论,苛求管仲不成?”

“阮中堂,您果然是博学之人啊,老夫方才就想着,此人言及管仲并非器小,定有其用意,如今听中堂之言,才清楚此人有何依据啊。”不想阮元所言,竟皆在曹振镛意料之中,而曹振镛听着阮元之言,也继续向他问道:“可是阮中堂,您觉得这公平吗?《管子》也好,戴震也罢,还有中堂最开始说的《文献通考》和《二十四史》,能读这些书,那确是学识渊博之人,可如今天下各省,文教高下全然不同,这个中堂在云南做官,应该清楚啊?我看这卷子位置,也知道多半是江南考生,江南有的是藏书人家,可陕甘呢?云贵呢?这些省份哪有那么多藏书,读书人又有什么条件,能把这些书都通读一遍呢?若是按中堂所言,真的让此人中式,此人于同侪之间,必然盛气凌人,卖弄学问,而究其根本,不过是此人生在锦绣繁华之地罢了,那其他同科进士,却要作何感想?不说别的,这《论语》之言,对于天下大半学子而言都是万世不易之至论,其他人因为奉行圣人之言,方才取了进士,此人言语看似有理有据,却全然否定了《论语》之言,若是这件事被其他考生知道了,他们会怎么想?凭什么这样一个立论与他们截然相反之人,一样可以取进士,和他们一起做官啊?中堂取录此人,难道是为了告诉世人,苦读《论语》,终究无用吗?”

“那曹太傅就不怕,你将此人黜落,竟而失了一个人才吗?”阮元也当即反问道。

“人才?阮中堂所言,竟是什么样的人才啊?”曹振镛又打开了那人第三场的试卷,指着其中一处应答文句向阮元问道:“阮中堂再看这一句,我记得这一句问的乃是《左传》是否为左丘明所撰,你看是也不是?”

“不错,但此人之言我方才看过,依他所言,左丘明确是撰写《左传》之人,有何不妥啊?”阮元也反问曹振镛道。

“自然没什么不妥。”曹振镛也向阮元道:“可此人仅仅这一个条目,前后所答,竟有四行之多!按一般的策论应答之法,一个问题只需回答一两句,最多一行,已经多有冗余,此人一个问题就回答了四行,这不是繁琐又是什么?他应试言语便如此繁琐,日后为官,自不免迟延拖沓,朝廷取录这样的人做进士,又有何益呢?”

“曹太傅,您评价‘冗余’和‘繁琐’的标准,就是文字多寡吗?”阮元自然不会认同曹振镛之念,也当即驳斥道:“当今读书人有所立论,讲究的乃是言必有据,依据越多,其言语也自然愈加可靠,依据不足,又何以证明其言为真呢?比如刑案,证据从来是越多越好,只有充足的证据,才能让官员断案之时准确地定罪量刑!此人言语虽多,但论据充足,自《史记》、《汉书》而至《太平御览》所载桓谭《新论》,一一毕见。这不是更容易证明,左丘明就是撰写《左传》之人吗?”try{ggauto;} catch(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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