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回到家，小米夏还在睡梦中。他很乖，通常能睡一个下午。沈医师在黄昏的时候下班回来，脸色很差，还不停地呕吐。我想她大概是怀孕了。一问，果然如此，已经两个多月了。怀孕本来是一件喜事，可沈医师心事重重。这个不该现在来的孩子，突然而至，让沈医师不知所措。她说她正犹豫着，是否要“打掉”这个孩子。我当然是不赞成“打掉”孩子的。我的理由很简单：胎儿也是一条命，是自己的亲骨肉。

我比沈医师年长六岁，沈医师从没有把我当“下人”。相反，倒是把我当成亲姐姐那样，有许多生活上的事情，她都会听从我的建议。比如这一次，沈医师很快决定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了。于是我盼望着再一次去探监，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刘先生。

“26710出来。”我再一次去探监时，看守很凶地冲14号牢房喊着刘先生的犯人代号。刘先生虽然没有了上一次我见到的魂飞魄散，但却是异常的沮丧和落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快过年了，我们确实很希望他能回家过年。可看他的情绪，仿佛要进断头台似的，让人心里惶惶不安。

“刘先生，沈医师有喜啦！”我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我想以此来赢得他的些许开心。可他很冷静地说：“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还是让沈医师去做个人工流产吧！”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沈医师已决定把孩子生下来了。”

刘先生说：“既然她决定了，那就生吧！只是我不但不能尽父亲的责任，相反我还会给这个孩子带来不幸和灾难。”

我说：“刘先生你说到哪里去了。你很快就没事的，我们也很快就可回到上海去了。”

刘先生说：“我哪里还有这个奢望。我的预审已结束，只等最后的发落了。看样子凶多吉少。你要帮我好好照顾沈医师和小米夏。我真不明白，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把我打成‘右派’？而‘右派’在众人眼里已成了又臊又臭的破罐子了。我只好破罐子破摔，不再在乎自己今后的命运究竟是怎样了。我只是担心家里，牵挂着你们。牵挂是刻骨铭心的啊！”

刘先生的话，让我听了又伤心又感动。我一时无语哽咽。告别刘先生后，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心事重重。

这个春节，刘先生没有回家过年。他被判了五年徒刑，到乡下某个采石场去劳动改造了。也就是说，他要在这个采石场敲五年的石子。沈医师得知这个消息，一下泪流满面。是啊，五年的徒刑，无论对刘先生还是沈医师来说，都是太漫长了。然而再漫长，也必须熬过去。那时候我们几乎每一天，都是“熬”的。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代。沈医师在工厂里突然忙了起来。那倒并不是医务室工作特别忙，而是她要参加一些社会工作。比如：出黑板报宣传先进事迹，腆着个大肚子去参加游行，还有车间里人手不够时，她也要顶上去做一个挡车工。那时候大部分人都很积极，沈医师因为是“劳改犯”的家属，就表现得更加积极了。她想通过自己的积极努力工作，改变别人对她“劳改犯”家属的不良看法。然而她的这一想法，当然是徒劳的。在那个讲究政治的年代，“劳改犯”的家属，仿佛也没有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有一天中午，沈医师在厂里出黑板报，突然厂里的某一个领导走过来对她说：“沈水水，你不用再出黑板报了。”

“为什么？”沈医师当时不解地问。

“因为你没有资格出黑板报了。”

沈医师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右派家属身份”，心里倏地一下矮了一节，像做错了什么似的，怯怯地说：“哦，我知道了。”

其实不出黑板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然而沈医师不是这么想的。她的心里从此有一道阴影，让她觉得在同事们面前抬不起头来。这天她回到家里呜呜地哭，哭得很伤心。我劝她别哭，她倒是越哭越厉害了。她心里苦啊！她与刘先生从美国留学回来不到两年，就沦落成这般光景。她蒙受屈辱，但又能与谁去说呢？我关心的是她肚子里的孩子。她这么伤心地哭，对胎儿没好处。

小米夏被妈妈的哭声弄醒了。他醒来的第一句话便说：“妈妈不乖，哭哭。”小米夏的话，让沈医师很快止住了哭声。这是她的儿子。她知道自从刘先生坐了牢，家里的担子和责任就全落在她肩上了。一个女人支撑一个家，本来就不容易，加上外在的政治压力，就更不容易了。

这天晚饭我煲了一锅汤，里面有花生米、红枣、椰子肉、猪排、鸡脯、牛肉、鸡蛋、党参、黄芪，沈医师一样样吃过来，还没有吃饭就先饱了。我很高兴地发现，她喝过汤后气色不错，心情也好了不少。她对我笑嘻嘻地说：“你看我这肚子是生女儿还是儿子？”我脱口而出：“是个女儿吧！”我说“女儿”，她就笑了。平时她下班回家，总是很勤快地为肚子里的宝宝编织毛衣，那毛衣的颜色全是红的。

大概又过去了一个星期，沈医师很沮丧地对我说：“我现在是一名正式的挡车女工，厂领导已不再让我呆在医务室里了。”

“那谁来当医生呢？”

“不知道。领导说已另有安排。”

“这简直是不公平。一个留美回来的医学博士，怎么就去做一个挡车女工？”

“这年头就是这样的。”

沈医师自从做了专职挡车女工后，每天回家都喊累。这也难怪，一个大肚子孕妇，让她整天站着工作十几个小时，确实难以支撑。沈医师是咬紧牙关撑过来的。有一天她告诉我，她连续工作了十二个小时，喝开水时错喝了机油，整个人难受极了。这就是大跃进年代的工作状况。

如果不是“右派”家庭，没有政治压力和精神负担，那么大多数人在大跃进年代都是干劲十足，充满青春活力的。尽管又忙又累，但心里是舒畅的。我们的邻居王先生，他们夫妻俩都在医院里做医生，他们白天工作很忙，晚上回来却是乐嗬嗬的。他们的门窗里不是飘出来欢乐的笑声，便是西方古典名曲悠扬的旋律。这让沈医师很羡慕，还有什么比夫妻团聚恩爱更好的呢？！

沈医师的肚子越来越大了。即将临产的她，身边没有丈夫、没有父母。她凄楚的样子，按她自己的说法就是小寡妇的模样。

杭州五月中旬的天气，已经很热了。沈医师由于大着肚子站着做挡车工，大腿和小腿上的静脉全部曲张。那一条条像蚯蚓一样湛蓝的静脉，凹凸在皮肤的表层，让她觉得从此不能穿裙子了。于是她用绸料，做一条很宽松的孕妇裤。然后在一个厂休日，与我和小米夏去乡下采石场，看望正在劳动改造的刘先生。那是我们第一次去采石场，坐了几个钟头的长途汽车，又走了很长一段田野路，才总算到了采石场。采石场很大，我们找到刘先生的住宿时，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很凶地把我们阻挡在门外，要我们出示证件。小米夏被他那副凶狠的样子，吓得哇哇大哭。于是我哄着小米夏，沈医师便从皮包里掏出来户口簿和工作证。等到验证结束，这个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把我拦在大门外，其原因是户口簿上没有我的名字。

我不能进去见刘先生，感到非常遗憾。我望着沈医师领着小米夏远去的背影，心里想刘先生见到即将临盆的沈医师和他的宝贝儿子，就是心里有千万个冤屈，一定也会高兴和激动的。然而事实与我的想象完全两样。刘先生一见到沈医师，就责怪她这么长时间不来看他，不给他信，也不给他寄钱，他都成了一个被社会遗弃、被亲人遗弃的孤儿了。刘先生的抱怨有他自己的道理。他不向妻子抱怨，那么向谁去抱怨呢？

当然，沈医师是受委屈的。她，一个女人，怀着身孕不仅要上班，还要承担“右派”家庭的政治压力。她带着小米夏，又热又累地跑那么远来看刘先生，本来就是一片心意，却遭到了刘先生的抱怨，她的眼泪便哗哗地流淌下来了。一家人好不容易有片刻的团聚，却是在抱怨和哭泣中度过了宝贵的时间。等到看守宣布会面结束时，他们却来不及说些具体的事情。

那天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小米夏问妈妈：“爸爸为什么不回家？妈妈为什么哭哭？”沈医师一时竟回答不上来。那个年代被孩子问住了的事，多半都与政治有关。

那年夏天，西湖的荷花开得特别茂盛。沈医师在一个晴朗的下午，在离西湖不远的一家医院里，产下了女儿米鲁。米鲁第一声响亮的啼哭，仿佛向这个世界宣告：“我来了。”她的到来，的确使家里热闹了不少。人们只要走进院子里，便能听到她的哭声。她是一个很会哭的婴儿，这让沈医师日夜不得安宁。沈医师常常烦恼地说：“哭哭哭，家里都给你哭穷了。”

应该说小米鲁的来临，并没有让沈医师在精神上感到快乐。相反，她觉得肩上的担子和压力，越来越重。因为那年春末，沈医师把二楼租出去的房子，统统被国家拿走了。也就是说，家里少了一笔租金收入，日子就过得相当拮据。我们靠沈医师微薄的工资生活着，再也没有了从前在上海时的奢华。甚至已经接近贫穷，连每一分钱都要计算着花。

刘先生在采石场劳动改造，需要家里给他寄一些钱，买日用品。然而体力活，容易让人饥饿。刘先生把买日用品的钱，大部分买了糕饼和零食。不够了，他就写信来向家里要钱。这就成了沈医师的一个沉重负担。好几次她想向上海的公公要钱，可是儿媳向公公要钱，开不了口。况且那时候，老爷的钱一部分冻结在银行里，另一部分被大少爷偷去赌博输光了。老爷自己也过着十分清贫的日子。

小米鲁一满月，沈医师就上班去了。那70多元一月的薪水，成了全家的命脉。沈医师从中还要付给我每月15元钱的工资。我不要，她却是要硬塞给我的。于是我就把它存到银行里，有时就用沈医师的名义，寄给刘先生。说实在，我是放心不下刘先生的。在我心里，从来没有觉得他有什么罪。他寄回来的信，有时沈医师也给我看。我能看信，全靠刘先生当年作为小少爷的时候，教我认的字。

刘先生的信，大多都是一些像日记一样的东西。除了问一些家里的情况，其他全在谈他劳改农场的事。比如他说：“连日阴晴不定，间有小雨。采石场的劳动及其繁重，晚间累极。遇上站岗，倒是能逃避一天的劳动。”又比如：“那天在采石场工地，就地开了一个暴露思想会。我把我的思想笔记读了一遍，并且发了言。大致可以过去。我已经学会了唾面自干，笑魇迎人的一套。这是我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出来的气质。所以那天批斗一二十人，我不是对象。之于暴露思想，我的态度十分积极。我谈了‘右倾问题’，‘认罪与架子’，‘觉悟不高和分化孤立’等等问题。”我虽读不太懂刘先生的信，但我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心里就放心一些。

自然灾难那年，小米鲁才2岁。她长得又瘦又小，一不舒服就拼命哭。那时候物质匮乏，小米鲁没有牛奶喝，我们一日三餐都喝稀粥，到了晚上就肚子饿。也许是营养不良，小米鲁患了严重的缺铁性贫血，住进了医院。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小米鲁的病仍然不见好转，医生说：“她体质弱，好起来的希望不大。”沈医师也有这个感觉，心里自然是比谁都着急。

我与沈医师轮流在医院里陪小米鲁，结果我们两个人都病倒了。小米鲁一个人住在医院里，大概有半个来月，她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好起来了。这让我们很兴奋也很惊讶。我们惊讶小米鲁的生命力，竟然是如此强大。

那年小米鲁2岁，还没有见过爸爸。我们在她的小床上贴着刘先生的照片，告诉她叫爸爸，然而她就是不叫。可怜这孩子长到5岁时，才第一次见爸爸。那已经是1963年4月的某一天了，那天我正领着小米鲁在街上看汽车，刘先生手拿一个包裹，穿着一条黑裤，一件宽大的深蓝中山装，脸色苍白，胡子拉渣，一副阴森森的面孔冲我喊：“罗莉，罗莉。”

我呆住了，结结巴巴地说：“你，你是小少爷？”

“是啊，我是小少爷。”刘先生说着笑了起来。

我也笑了起来。我急忙拉过小米鲁说：“快，叫爸爸！这是你爸爸！”

小米鲁怯怯的躲到我身后，我把她抱了起来，又说：“叫爸爸，这是你爸爸！”

小米鲁望着这个陌生人，想了想说：“他是照片上的爸爸！”

刘先生一把从我怀里抱过女儿，他激动得眼泪都出来了。我们回到家里，沈医师还没有下班，小米夏在饭桌上做功课。他见到我领着刘先生进来，没有马上认出是自己的爸爸，便冲着我们嚷：“出去，出去。”

我们当然没有出去。

这一天，刘先生在经过五年劳改之后，一家人真正团圆了。晚上我做了丰盛的菜肴，沈医师接到刘先生的电话后，马上请假回家了。饭桌上，刘先生和沈医师都让我坐“上皇头”（也就是正中央的意思）。刘先生说：“一家人能团圆首先要感谢你为这个家做出的贡献，也要感谢沈医师与我同甘苦共患难。”刘先生说得很真诚。沈医师接着说：“谁让我是‘右派’的妻子呢！做妻子的不这样，还算什么妻子呢？”

我没有坐“上皇头”。我20年前是刘家思鑫堂的一个丫头，20年后我依然记得老爷太太对我的恩典。这些年我是刘先生家的女佣，今后我也仍然是刘先生家的女佣。做刘先生家的女佣，我已经很满足了。他们教会了我看世界的本领。

我，一个乡下女佣，能对自己之外的世界了解那么多，懂得那么多，全在于来到思鑫堂来到刘先生的家。确切些说，是他们创造了我，创造了一个乡下女拥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与支撑。

2003年10月16日

载《长城》2003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