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如此严峻的抗灾形势，朱由检于是再次召集了内阁、总理衙门及相关部门的官员34人，在文华殿内闭门开会，以应对时局。

这次会议参加的人数比3月召开的那次国务会议要少，相对的也就更容易统一意见。而此时各地的灾情已经完全显露了出来，众人的侥幸心理也就彻底消失，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如何赈灾的事务上。

因着今年的灾情实在是过于严重，此前不少人坚持反对的一些损害地方士绅利益的赈灾办法，在这次会议上终于获得了大多人的支持。包括但不限于，将北方各地实施的士绅一体纳粮及土地改革办法向南方推广，以从南方士绅手中获取更多的物质资源稳定地方，并安抚住失地或无地民众。

而这两个月中铸币法案的实施，也的确是给朝廷增加了不少手中的资源。特别是山西平息大同兵变后士绅态度的转变，大量钱粮从私库流向银行和朝廷的公库，给山西地方官府增加了大量的资本，使得他们可以使用这些钱粮兴修水利、交通和向塞外迁移人口，因此山西这个受灾地区的社会局势倒是有着渐渐稳定下来的趋势了。

山西地方的稳定不仅给朝廷去了一块包袱，更重要的是粉碎了一些士绅提出的主张，那就是在这样灾情严重的荒年里，士绅大户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朝廷应当保卫这些士绅大户的财产不受损害，而不是同那些底层刁民为伍，帮助那些刁民图谋士绅大户的家产。

何况天下的士绅大户少，而贫困百姓多，哪怕朝廷把天下士绅大户的家产都查抄了，对于需要救助的受灾百姓们来说，依然还是属于杯水车薪。因此打士绅大户的主意，根本就是杀鸡取卵，固泽而渔的愚昧之策。

但是朝廷从山西士绅手中获得的物资数量，最终让山西地区首先脱离了灾区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从而让这个士绅们提出的主张破灭了。山西的未来大家还真未必猜的到，但是山西眼下度过难关的形势，众人可都是看在了眼里。

殿内的这34名官员都是这些年从上千高级官僚中搏杀出来的精英，他们中也许有人的观念较为守旧，但可没有一个傻子。一旦确定了山西模式的有效，他们自然也就算是认可了铸币法案对于当下大明度过难关是有帮助的。

在这样小范围内的讨论中，这些官员们到不必再顾忌维持自己的形象，而只需考虑如何解决问题，才能维护自己最大的利益了。就和后世的明星需要一个人设一样，大明朝的官员实际上也是有着一个基本的立场的。

维护士绅阶层的立场自然会被士绅们认为是君子，损害士绅利益的自然就是小人。而士绅的风评，往往就会影响到这位官员日后的升迁等问题。因此除了极少数官员之外，大多数官员从踏入官场的那一刻开始，就很自然的营造起自身的君子形象来了。

这样的形象一旦被固定下来，在某些议题上这些官员发表意见时，依据的就不是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而是如何维持住士绅同僚对自己的看法了。一个前后言辞不一的官员，只会被认为是墙头草，自然是无法走上更高的位置的。

而在当下这个场合，一个无法提出解决问题办法的官员，也就意味着手中权力的缩小。在皇帝面前再装什么君子形象，甚至于有可能会被踢出这个权力的圈子，自然也就没什么官员会继续装模作样了。

毕竟能够站在当下这个场合的官员，他们已经不再是单单代表着自己，而是代表着自己身后的部门利益和大大小小的政治团体，一个不懂得维护部门利益和为自家团体争夺权力的精英，是无法站到这个位置上来的。

维护士绅利益虽然是官员们的共识，但这就和圣人所描述的大同世界的理想一样，这样的政治理念虽然很美好，可是一旦同自己的利益有了冲突，大多数人的反应便是毫不犹豫的抛弃共识，而选择保卫自己的利益。

对于殿上的这些官员来说，虽然铸币法案、士绅一体纳粮、土地改革法显然已经损害了士绅们的利益，但是对于当下的他们来说，这样的利益显然是及不上他们手中的权力更为重要的。

更何况，在推动铸币法案、士绅一体纳粮、土地改革法等政策之后，等于是营造出了一个庞大的待分割利益。相比起过去那一点点在土地上的收益，将这些金银、土地货币化，然后投入再建设的过程中创造出的巨量财富相比，无疑后者的吸引力要更诱人的多。

在这样的资本化过程中，过去一个士绅家族一百年的积累，现在也许只要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能落入自己的口袋，试问这样的状况下谁还会在乎旧士绅们损失的那点利益呢？在某些程度上而言，大明的官僚集团和士绅地主之间的利益，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了。

今年的这场大灾害对于大明来说的确是一个莫大的危机，但是在危机的背后却无疑又存在着莫大的机遇。光是一个铸币法案的实施，就为朝廷创造出了巨量的货币来源，而在决定这些货币的使用上，也就意味着各个官僚集团对于这笔巨大财富的分割权益。

这些货币不管是用于赈灾，投建工程，兴办工厂，还是用来订购货物，都代表着有许多利润将会落入这些官员或是他们背后支持者的口袋中。在这样庞大的利益面前，试图束缚朝廷手脚的旧士绅们，首要面对的就是这些精英官僚们的打压。

而要保证这些海量的财富能够按照朝廷的意志流动起来，就要确保地方上的社会稳定。于是解决这次大明所面临的灾荒，也就成为了这些官员们的共识。在这样迫切的要求下，这些有损于士绅利益的政策，终于获得了大部分官员们的认同。

但是接下来对于这些利益的分配，却成为了当日会议中最为激烈的对抗。对于这一点，就连崇祯也有些束手无策。这种利益上的争夺，不仅仅在于各部门对于赈灾资源的争夺，更重要的是代表各地的官员对于赈灾资源的抢夺。

毕竟这些受灾地区的士绅并不都像山西士绅这样富有的，这些年来凭借的同蒙古诸部的边贸和对于河套地区的开发，山西的钱粮救济本省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如陕西、河南等地，就算是平常年景，百姓也还需要食用野菜度日，更何况是这样的大荒之年了。

因此想要依靠从各地士绅手中收缴钱粮来赈济全国灾民，这显然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任务。在场的官员虽然认同了，想要度过眼下这场灾荒，就必须让各地士绅吐出一部分利益出来，但是他们却也没想过要把天下士绅搞的倾家荡产。

于是，包括首辅钱谦益在内的大多数官员都坚持了两点，一是以三月国务会议制定的赈灾最低目标为考量，先确保两京、河南及三吴之地的社会稳定，陕西和山东不妨先放一放。二便是各地士绅上缴的钱粮应当尽量用于省内的赈灾，而不是挪用到外地去。

郭允厚、毕自严、夏允彝等官员则表示反对，认为赈灾不能以邻为壑，陕西、山东等地的灾民同样也是大明百姓，不能够厚此薄彼。此外赈灾行动是一个全国统筹的行动，如果现在把各省的钱粮都固定在省内，那么朝廷如何调度统筹以应对最坏的局面呢？

就在双方的争吵日趋激烈时，负责户部粮食局的笪继良突然出列向崇祯请求道：“陛下，臣有些不同的看法想要呈报。”

原本被众人吵的头昏脑涨的朱由检终于收敛了快要抑制不住的怒气，对着他点了点头说道：“准。”

殿内的众人顿时安静了下来，看着笪继良，想知道这位究竟要说些什么。“…臣以为各位大人的争议方向出现了偏差。今日会议讨论的是如何对各地灾区进行赈灾，而不是研讨如何向各地划拨赈灾的钱粮。

陕西、河南、山东、两京和三吴之地，这些地区的富裕程度和受灾状况不一，这些地方上的灾民能够自救的手段也同样不尽相同，怎么能够一概而论呢？光讨论以工代赈，或是朝廷拨款放粮赈灾，事实上并不能把钱粮分配给最需要的地方，也无法最有效率的利用朝廷手中的资源，臣以为是不妥当的。”

听到这里，朱由检终于生起了几分兴趣，他坐直了身体，向着笪继良发问道：“那么照你看，朝廷应该如何分配钱粮去赈灾？各地的灾区又该如何自救呢？”

笪继良深呼吸了一口气后说道：“臣以三吴之地的灾情举例，今年环太湖之地皆有旱情，三吴之地更是先旱后雨，在上月遭遇了暴雨之灾，导致地方上的米价大涨。但臣并不认为，这是该地区田地粮食歉收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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