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2、3月份，福王世子和唐王都先后带着大批人员离开了京城，一南一北的奔向了自己的目的地。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两位宗室出海访问外国不过是一条百余字的花边新闻而已。但是对于宗室勋戚和一些大商人，却尤为重视两位宗室的海外之行。

他们并不是对福王世子和唐王有什么好感，而是两位宗室的随行人员中携带了大量的宗室勋戚子弟和商行的代表。

宗室勋戚们将两人的海外之行看做了皇帝发出的信号，在经历了十年来的整顿之后，皇帝终于给了他们重新介入政治的机会，虽然只是办理同外国的外交，但也总比此前蹲在家中吃闲饭要好。而且和藩属国打交道，总好过上战场去博命。

在这些宗室勋戚欢呼雀跃，庆祝自己总算熬出头时，商人们也期待着，两位宗室这趟出访外国，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贸易优惠。

不过对于崇祯来说，这不过是一件小事。崇祯十一年3月对于大明最为重要的事，莫过于第一台压力超过大气压强的凝汽式蒸汽机的出现。

在薄珏等大明机械专家的不断研究下，在文思院及军器监工匠们的物质和技术支持下，加上伽利略等科学家在理论上的指导。薄珏领导的蒸汽机研究制作小组，终于将原本极为简陋的提水机器改进成了一台能够输出动力的机器。

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朱由检便立刻抽出了时间跑去了景山的大炮制造所，这里拥有加工蒸汽机部件的所有工具和原物料，因此便成为了研制蒸汽机的基地。

在大炮制作所的一个独立小院内，一台2人多高的机器就这么竖立在了庭院中，虽然看上去粗大笨重，但依然比之前崇祯所看到的抽水机要精巧了许多。

整台机器分成了三个部分，蒸汽锅炉、气缸、底座、输出装置。水管样式的蒸汽锅炉几乎占去了整台机器的一大半，不过这种样式的锅炉却正好符合了大明现在的技术水准，使得锅炉不至于被水蒸气的压力给撑爆。

见到皇帝抵达之后，薄珏便开始指挥工人烧水，将蒸汽机发动起来。要把这么大的锅炉的水烧开，没有一、两个小时显然是不成的。于是一旁的军器总监孙元化便开始为崇祯介绍起这台蒸汽机的详细资料，以打发这段时间。

“…对于这台蒸汽机的利用效能，我们选择了每分钟飞轮的转动次数来评估。基本上用水力驱动飞轮，大约为9-10次每分钟，而我们现在这台机器输出的动力，大约为每分钟30-35次。

根据我们的试验，以一匹马每秒拖动150斤重物提高一米为一个单位，那么这台机器在正常运行时，大致相当于75个单位的输出。而旧式的蒸汽提水机，大致在3-35的单位输出。也就是说，目前这台机器提高了一倍的效率。

但是新机器的用煤却只有旧机器的六分之一，也就是新机器即便是远离煤矿，也是具有使用价值的…”

朱由检听着孙元化的介绍，又仔细的观察了蒸汽机的运转状况，之后便同薄珏等研究人员座谈了关于蒸汽机研制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在座谈会结束时，朱由检一边要求孙元化将研制蒸汽机的人员名单报上以做嘉奖，一边则对着众人说道：“…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上将蒸汽机改进到这种程度，朕首先要感谢诸位付出的努力。

不过朕以为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朕希望你们能够进一步提高蒸汽机的效率问题，及各部件标准化的问题，特别是锅炉内的气压计算及输出功率标准，都要一一确定下来。

如果我们要将蒸汽机变成工厂优先选择的动力来源，就必须能够使其工业化，而不是只能在作坊内手工制作它。请诸位想一想吧，我们的钢铁制造业需要动力鼓风，我们的水泥厂需要动力粉碎矿石，我们的棉纺织业需要动力驱动机器，我们的农业也需要用更强大的动力来源抽取地底深处的水源用以浇灌…如果你们不能制定出一个蒸汽机标准出来，我们又该怎么去大规模的制造它…”

在皇帝的嘉奖和鼓励下，原本为自己的成功而有所懈怠的专家和工匠们，再次激励起了斗志，准备去实现崇祯对他们提出的那个目标。

崇祯在离开之前，便让徐省声向军器监*了150台新式蒸汽机，用于替代唐山钢铁厂及河北各地用于农业的抽水蒸汽机。这种新式的蒸汽机比旧式的蒸汽机的价格高了足足三倍，几乎达到了1800元一台。

之所以新式蒸汽机会如此高昂，和它使用了大量的精密加工技术及大量的钢和熟铁部件是分不开的。而新式蒸汽机由于并不完善，还需要大量的维修人员进行维护，这也是价格难以低廉的原因。

但即便是如此，对于急需动力来源的工厂和需要抽水抗旱的农业区来说，新式蒸汽机的价值都是无可估量的。当新式蒸汽机在各地开始安装之后，京畿地区的不少工厂主们，也纷纷送来了订单，而棉纺织业的工厂主们则希望军器监能够制作出可以稳定输出的蒸汽机，用以带动他们的棉纺织机器，以取代畜力和水力。

毕竟从去年开始的华北旱情，使得海河的水量进一步减少，让棉纺织工厂和海河两岸的农民们，在用水问题上爆发了极为激烈的冲突。这使得不少棉纺织工厂不是搬迁到南方，便是缩短了工厂的开工时间，新式蒸汽机的出现，无疑让他们看到了一线希望。

因此在短短数月内，军器监便收到了1126台订单，而此时军器监一个月的制作产能不过7台而已。为了能够完成越积越多的订单，孙元化和薄珏等人将蒸汽机的部件进行了标准化设计，并开始将一部分不重要的部件发包给了民办工厂。

而在另一方面，新式蒸汽机不仅解决了钢铁厂的鼓风动力来源，还让钢铁厂不在受限于河流的限制进行车间布局，这极大的增加了钢铁厂的生产效率。而蒸汽机对于钢铁的质量要求，也进一步推动了钢铁生产的质量标准，唐山钢铁厂开始将其他铁厂甩在了后方，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发展着。

当然对于崇祯来说，崇祯十一年带给他的惊喜还不止于此。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除了粮食产量以外，其他指标都已经提前五个月达成了。

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的成功，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朝廷制定的各种经济指标的完成，而是在于第一次向大明官吏展示了，如何动员起社会资源去进行经济建设。在这之前，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就是无为而治，只要官吏不要去打搅民众的生活，就是治理国家的最好方式。

“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正是士大夫们认为的理想社会形态。这种根植于小农经济上的田园生活，在风调雨顺的年景自然看上去很美，但是一旦遇到了灾荒和战乱，这种虚假的美好生活顿时就变成了地狱。

对于士绅地主来说，美好的田园生活意味着他们能够从雇农那里获取丰厚的地租，却又不必向国家履行自己的义务，这自然是他们推崇的盛世。不过对于国家和平民来说，这种盛世却是以牺牲国家的防御能力和平民抵抗灾害能力换来的。

因此当朝廷第一次推出五年经济计划的目标时，一度受到了地方官员及士大夫们的抵制，认为这是疲惫民力的祸国之政。毕竟在中国的传统学说中，根植于土地的小农经济，也就意味着天下财富是恒定的，朝廷说要每年增长多少财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政策，这无非就是想要从民众口袋里掏钱么。

士大夫们这时倒是清楚的很，普通百姓身上已经没有多少财富可以瓜分了，朝廷推行这样的政策，便是想要从他们口袋里掏钱。因此这些士大夫们顿时变成了民众的化身，坚决反对用固定的经济数据来规定各地的经济建设。

各地的官吏们也是惶惶不安，毕竟他们也没有经历过这样发展经济的方式。朝廷一下把这些经济指标固定下来，要是自己完不成怎么办？就算是最为坚定的改革派官员，也陷入了迷茫之中，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去提高这些经济指标。

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实施的初期，就是在朝廷和地方官员的争吵中度过的。如果不是连年的北旱南涝灾害，使得计划经济抵抗灾害能力的凸显，使得北方官吏士绅改变了态度，估计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就要半途夭折了。

正是获得了北方官吏士绅的支持，朝廷才有余暇对那些抵制计划经济的官员进行调任及边缘化的处置，方才压制住了地方官员反对计划经济的风潮。但即便是如此，南方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根本不理睬朝廷颁发的计划经济，他们也不公开抵制，只是将朝廷政策束之高阁而已。

就在这种跌跌撞撞的施政下，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依然获得了成功，如何不让崇祯感到喜悦不已。有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基础，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时，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