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六年11月，对于朱由检来说可真不是一个好时段，巡视到济南后打算坐列车前往胶州湾看看的他，突然收到了京城传来的消息，徐光启和袁可立都已经病重不起了，这令崇祯取消了接下来的行程，打道返回了京城。

不过崇祯决定自己返回京城，令夏允彝、牛金星等人继续前往山东各地调研，为拟定五年计划经济收集数据。

在送皇帝返程时，夏允彝忍不住向皇帝询问道：“陛下，之前您曾经说过，改革必须要让底层百姓分享到好处，但臣这些日子陪同陛下四处巡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发觉这些百姓所需求的东西并不一致，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做到让所有的百姓都分享到好处呢？”

正准备上马车的朱由检停下了动作，转身看了看夏允彝和他身后的牛金星几人，方才笑了笑说道：“这难道不是应该由你们来告诉朕的吗？”

夏允彝神色一怔，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时，朱由检又继续说道：“朕虽然不知道什么样的政策能够让所有的百姓都分享到好处，但是朕知道一件事，坐在京城的官邸之内，是制定不出百姓想要的政策的。

另外就是，制定政策时思想尽量纯粹一些，目标不要定的过高。朕不想做什么千古圣君，你们也别想着当挽救时运的青史名臣，我们只要能够让今日之大明比昨日之大明变的更好一些，就已经很不错了…”

当崇祯对夏允彝等人说这些的时候，他大约是忘记了，在他推动下的各项改革可不是和风细雨一般的过程。牛金星等人只能在心里说服自己，也许这是因为皇帝和他们眼中的尺度并不一致的缘故。

11月5日，刚刚抵达京城的崇祯又收到了闽浙总督杨镐逝世的消息。一月之间居然有三位大臣要先后离世，对于大明的朝堂来说，也不亚于一场小地震了。虽说徐光启和袁可立早已经卸下了现职，但是两人在国务会议中也还是崇祯最为重要的支柱，徐光启是新学和新党的领袖，袁可立也是旧东林党的最后旗帜。

徐光启若是离世了，那么新学和新党暂时还找不出一个能让众人信服的领袖。至于旧东林党这边，失去了袁可立更是成了一盘散沙。此前的东林大佬不是碌碌无为之辈，就是自立门户，也只是因为有袁可立在，还能笼住最后一点人心。

眼下袁可立既然要去了，旧东林党也就不复存在了。这些人不是投靠了钱谦益的新东林党，便是试图重新组建一支新的势力。其中又以史可法、路振飞、文安之、高弘图、张慎言、何腾蛟、堵胤锡几人最为出名，隐隐有在科学进步党和新东林党之外成立第三党的势头。

至于已经离世的闽浙总督杨镐，更是大明东南稳定的柱石。福建、浙江上控江南下扼两广，地势可谓东南要害，杨镐任闽浙总督这几年，也是东南沿海风平浪静的几年。就连控制了台湾海峡的郑芝龙，在这位资历深厚的总督面前也是老老实实的。

杨镐这一去，想要再找出一位镇压东南的闽浙总督，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当然，对于某些人来说，杨镐去世倒是给他们腾出了一个好位置。让他们开始摩拳擦掌，想要夺取这个富得流油的好职位。

不过当崇祯看过徐光启和袁可立的病情返回宫内时，孙承宗总算给他送来了一个好消息，关于义州大捷的消息。事实上这个消息两三个星期之前已经送到了京城，但是孙承宗怎么也不敢相信，于是亲自派遣了两名参谋前去复核战绩，将战胜的消息足足压到来了今天。

看完了孙承宗送来的报告，朱由检并没有欣喜如狂，他反而觉得自己的内心总算是踏实了一些，再没有刚刚穿越时，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估算着自己到底还有多少时间的那种紧迫感了。

“孙传庭和前敌指挥部的官员们，还有那些参战部队都干的不错。总参谋部一定要好好给他们计算功绩，不可漏报。既然他们已经迫降了苏布地等喀喇沁首领，把正蓝旗余部围困在了义州城内，那么决不能放虎归山。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调动山海关、宁远一带的驻军上前，一定要切断义州城正蓝旗和外部的联系。准许孙传庭的请求，让他派人去招降义州城内的正蓝旗，但不要让他们拖延时间。到了嘴边的肉还吃不到的话，那就太伤军心了。”

孙承宗的眼睛闪闪发亮，他答应着皇帝的建议，却又说道：“陛下的意见和总参谋部的想法一致，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向前敌指挥部传达了类似的命令。今日臣来见陛下，不仅是来汇报捷报的，也是来向陛下请求的。”

朱由检有些诧异的看着孙承宗问道：“什么请求？”

孙承宗看着皇帝说道：“锦衣卫在沈阳安插了不少人手，臣希望能够借助他们的力量在沈阳传播一些关于正蓝旗的谣言，如果能够迫使后金出手对付莽古尔泰，那么义州的正蓝旗也许会更容易被降服。”

朱由检思考了一下，便叫过了吕琦说道：“给沈阳那边传消息，让他们说服莽古尔泰叛逃，则投降我国的正蓝旗，依旧交由他统帅。另外，如果有可能的话，把阿敏也劫出沈阳…”

得到了崇祯支持的孙承宗，随即向皇帝告辞，脚步轻快的离开了西苑精舍。对他来说，现在没什么能够比得上义州城内正蓝旗对他的吸引力了。他更希望自己的老友袁可立，离世之前能够看到正蓝旗的投降。

对于他们这一代的官员来说，努尔哈赤的叛逆和夺取辽东立国，都是心中不能忍受的痛楚。能够看到光复辽东的希望，孙承宗觉得这个消息也足以告慰将去的好友了。

御前秘书处秘书长张重辉抱着一叠文件和孙承宗擦身而过，走进了皇帝的办公厅内。朱由检看着张重辉送来的文件，不由询问了一句，“这里面有什么急迫或是值得一看的消息吗？”

张重辉思索了片刻便回道：“河南兵备副使陈奇瑜有上书，说近日英霍山区的盗贼火拼，内部死伤惨重，现在匪首贺锦、刘希尧、蔺养成、牛万才、袁时中等，想要出山向朝廷投诚，请陛下裁断。”

朱由检找出了陈奇瑜的上书，细细的看了一遍。英霍山区的盗贼，说实话还是崇祯授意当地军队驱赶进去的。当日为了争执河南士绅，因此借助了地方上民变的力量。事后除了一部分变民军被解散，还有一些变民军就转而跑去了英霍山区，也就是大别山地区，想要仰仗着大别山的复杂地形和官军周旋下去。

八百里大别山的威名，朱由检自然是知晓的。他当时紧盯着士绅豪族，并没兴趣花钱剿灭一群山大王。因此便通过了变民俘虏和逃入大别山的变民军进行了联系，以准许这些变民军在山中自治的条件，换取了他们不出山劫掠百姓的承诺。

不过大别山此时就是一座没怎么开发的原始森林，养活少数山民倒也没什么难度。但是从河南、安徽等地而来的变民军、盗贼和流民，庞大的外来人口迅速压垮了大别山内部的那点可怜生产力。

外来人口和本地山民之间的矛盾，变民军和盗贼之间的矛盾，被几方共同压榨的流民们，加上同外界的隔绝，终于让大别山内的各方势力爆发了一次规模极大的内讧，败者固然是尸骨无存，胜利者也发觉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即便是他们统一了八百里大别山，也难以养活所有人。

至于大别山以外的地区，这两年百姓的生活正在好转，但是有着地方民团和军队的保护，也令缺乏武器铠甲的大别山变民军难以出山劫掠。再加上逃亡大别山的人员大多来自附近地区，无论想要打劫那片区域，都会招致不少人反对。

于是这些首领干脆试探着向官府投降，希望能够解决今年过冬的粮食问题。接到匪首书信的陈奇瑜觉得可以招安这些穷途末路的山匪，也好将大别山地区重新纳入到朝廷的掌控之下，因此向朝廷上书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钱谦益和内阁阁臣经过商议之后，最终多数人还是认同了陈奇瑜的招安之策，认为不应该再任由这些盗匪占据大别山地区，还能省下一大笔进入大别山剿匪的费用，何乐而不为。

朱由检在内阁的意见后面写了个可字，方才抬头对张重辉说道：“招安可以，但不能照着内阁的意见来，你帮我写一份意见贴在文件后面送还内阁。

朕以为：大别山之匪徒，原本也是良民，只不过因为过去天灾频频，这些人方才落草为寇。他们既然肯改邪归正，朝廷自然应当给予出路。

但是，为了生存破坏了社会的秩序，朕可以容忍。但是借着社会秩序被破坏，就枉顾道德和律法，杀戮良民奸*人，朝廷是不可容忍的。

所以为了表现朝廷的惩戒，大别山诸寨都需要经过甄别，凡是手上没有人命的，没有奸淫过女子的，朝廷既往不咎，依旧令其在原地生活。

至于其他人，罪大恶极的当处以极刑，剩下的迁往柬埔寨及南洋屯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