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殿大会议室内，黄立极、崔呈秀、冯铨三人看完了张世杰带回的皇帝亲笔信件之后，三人顿时都陷入了沉默之中。

虽然不知道皇帝写这封信的时候是什么心情，不过从这封信的措辞中，冯铨就知道皇帝的心情不会很好。作为崔呈秀的副手，他基本上就没有干涉过土地改革的事务过，因此他总感觉自己是遭受了一次无妄之灾。

和黄立极、崔呈秀两人相比，冯铨对于皇帝的畏惧显然要更深一些，因为他从来没有独当一面过。从前是依附于魏忠贤，现在则是依附于皇帝，没有了皇帝的支持，他也就不可能掌握住现在的权力。

黄立极和崔呈秀则不同，他们从一开始就有着自己的班底，和皇帝之间的关系更类似于政治上的同盟。因此和惶惶不安的冯铨相比，两人就沉着的多了。

不过他们再怎么沉着，也还是无法把皇帝的亲笔信置之不理。看着两人沉默不语，冯铨终于沉不住气的说道：“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黄立极撇了一眼身边的崔呈秀后，便态度生硬的说道：“这不是两位负责的事情吗？你们把差事办成这样，难不成还要内阁给你们擦屁股？就如陛下信中说的，如果你们也认为土地改革之中有失误的话，那就让那些反对者组建一个调查委员会，对土地改革委员会进行审查好了。”

冯铨顿时有些失态的说道：“那怎么行？那些反对土地改革的士绅官僚如果掌握了权力，恐怕第一件事就是对我们进行栽赃嫁祸了。我们执行的可是国务委员会议的定策，怎么能够朝令夕改呢？”

黄立极看了他一眼说道：“陛下不是已经给了你们时间了么，若是你们在11月底不能把现在的纷争平息下去，那么陛下就授权我组建调查委员会了。你们现在还有40天的时间，现在你们可以做出决定了，到底是继续推进土地改革呢？还是准备接受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呢？”

沉默许久的崔呈秀终于嘲讽的说道：“陛下不过是想让我们站队而已，究竟是站在那些反对土地改革的一方，还是站在陛下这一方。”

崔呈秀说到这里便住了口，他还有没能说出口的便是，皇帝用这封信还警告了他们，就算想要和那些反对土地改革的士绅地主妥协，那也轮不到他们来出面做好人。

长叹了一口气之后，崔呈秀便转而正义秉然的说道：“土地改革委员会一直以来并没有违背国务委员会的定策，始终都在土地改革政策范围之内行事。

此次这些河北地主同山东士绅勾结，不仅擅自将河北之土地卖给山东士绅，并还联合这些山东士绅反对既定国策，这是图谋不轨啊。

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理家必弊,在国必危。大明自开国以来，便优养士绅以备国用。然而到了今日，大部分士绅只知道窃国为私计，不知为国家分忧解劳，实是我国朝第一大害。

如今天下百姓嗷嗷待哺，国家公库却凋敝不已，唯士绅地主阡陌连横，跨州并县，每日里置酒高歌，上不敬君王，下不抚百姓。陛下令我等推行土地改革之策，实是为天下百姓找一条活路。

可笑这些土豪劣绅不仅不把君王百姓放在眼中，居然还好意思拿夫子经义来指责朝廷掠夺民脂民膏，此等龌龊之辈，真是被毛戴角之辈啊…”

崔呈秀一边指责着那些反对改革的士绅，一边也在观察黄立极和冯铨的神情，冯铨听了他对士绅的辱骂还露出了些不忍之意，黄立极却是面无表情的听着他的斥责。

崔呈秀终于收尾道：“我以为，此次反对土地改革政策的士绅官员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有人在背后结党对抗朝廷，对抗陛下。是想要倾覆朝廷，谋朝篡位…”

听到崔呈秀想要兴起大案，冯铨顿时有些心慌意乱了起来，黄立极也终于开口说道：“结党营私或许有，这谋朝篡位是不是过了？”

看过了崇祯的亲笔信之后，崔呈秀便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了。没有人比他更为了解，皇帝对于推动土地改革之政的决心。他有时候觉得，如果后金真的愿意龟缩在辽东一地，说不定皇帝还真会同后金和平个几十年。但是如果有人想要拖延土地改革政策的实施，崇祯是绝不会就这么轻轻放过的。

在和皇帝商议土地改革政策的实施细节时，崇祯对于那些旧士绅地主的轻藐和嫌弃之意，常常是不加掩饰的。皇帝对于这些士绅地主的忠诚也是嗤之以鼻，崇祯曾经对他说过：“这些人口口声声说他们效忠于大明，效忠于朕，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肯放弃。

但是朕要是动了他们一点土地，他们就哭天喊地的给朕带上昏君的帽子。连自己的财产都舍不得贡献给朕的人，却说要为朕的江山死而后已，可见就是一群骗子。太平盛世也就罢了，大家互相糊弄一下，也还能弄个天下无事。

大明都到了今日这般地步了，不把这群骗子拖出来明正典刑，留着他们还有什么用？农家家里养头猪，过年的时候不也得宰掉吃肉么。自家的猪不杀了吃，难道真要留着给强盗打牙祭么。”

崔呈秀至此方知道，皇帝对于那些无用的士绅地主是有多嫉恨。另外，虽说他被皇帝推出来当这个土地改革委员会的头，但事实上真正做事的却是那些乡村学校的学生。

自崇祯登基之后，便开始推广新式小学，京畿河北一带的小学校是建设的最为出色的。这些新式小学教授的是拼音、白话文、简化字和简单的数学、历史、地理，小学校也是各乡村进行扫盲的据点。

虽说有许多农人觉得自家孩子用不上而不肯去学，但是有些心思灵巧和目光看的较远的农户，还是将自家子弟跳出几个聪明的去上学，反正也是不要钱的学堂。而一些机灵且好热闹的成年人，也愿意去学堂上一上扫盲班。毕竟随着乡村公社化之后，读过书的人更容易被推选为公社的带头人。

到了崇祯五年，当年那些十三、四岁，十五、六岁的农户子弟，有的读了三年初小，有的从初小进入了高小，现在这些人也都有十七、八岁到二十岁了。

这些人的学问自然不能和那些以科举为业的读书人相比，但是好歹他们也不是睁眼瞎了，也看得懂官府的公告和大明时报的文章，懂得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一些事情，而不是如父辈们一般对士绅地主唯唯诺诺了。

但更重要的便是，这些新式小学培养的学生数目，要远远高过有钱人家培养的读书人。凭借着学校中学习结下的同窗之谊，这些年轻人更容易联合起来反对过去乡间的陈规旧俗，维护农人的利益。

在南方这样的人就会被士绅地主视为刁民，不是联合官府进行打压，便是笼络以为自己所用。但是在京畿河北地区，这些新式小学培养出来的刁民数量实在太多。而凭借着学校体系，他们还能在官府那边找到支持者，于是士绅地主用于对付少数刁民的旧招数就不太灵光了。

而这些士绅地主眼中的刁民，也是农村中最为支持土地改革政策的，因为这符合了他们的利益。但凡读了几本书的农人，肯甘心继续过着牛马一样生活的老实人就很少了，十个读了小学的年轻人，总有那么三、四人是会萌发出，想要改变自家的处境，过上和老爷们一样生活的向往的。

一旦产生了**，就会想要改变，土地改革政策能够打破旧有的乡村秩序，这自然也就得到了这些读过书的年轻人的支持。当然还有一些更有抱负的年轻人，就会选择从军，试图像那些参军退役后进入衙门工作的前辈一样改变自己的命运。

正是因为有着这些乡村年轻人的协助，土地改革政策才能在短短几个月内席卷了整个京畿河北地区。让那些中小地主们难以联合起来对抗朝廷，这才不得不试图寻找外援去。

而也正是看到了这些乡村年轻人想要打碎过去乡村旧秩序的迫切心情和惊人力量，这才让黄立极、崔呈秀等人胆战心惊，试图在土地改革政策上退缩，同那些反对改革的士绅地主进行妥协。

比起因为政务繁忙而难以深入思考的黄立极，和好权谋却无远见的冯铨，崔呈秀其实对于这股力量看的更为透彻。现在还只是新式小学成立五年而已，如果再加上两年中学，三年的大学，那么等待崇祯登基10年之后，皇帝无疑就拥有了科举之外的另一批人才。

和那些各有门户的读书人相比，新式小学-中学-大学的学校体制，通过统一的教科书培养出来的，只会是价值观极为接近的学生。当朝廷开放了对于这些学生们进入仕途的通道后，旧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被淘汰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哪怕崔呈秀已经将自家绑在了皇帝的战车上，但是自小发蒙学习的圣人之言，依然让他很难接受这个现实。但是当他被皇帝逼到必须站队时，却是很清楚的了解那边的前景更为光明，甚至于他在心中如此想着，既然不能妥协下去，那么好歹崔家总要在这股力量中获得一席之地才行。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会对着黄立极和冯铨说出如此决绝的主张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