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崇祯很有兴趣去见一见黄台吉这位历史中的名人，不过他的这一想法很快就被袁崇焕等人所阻止了。

一是为了他的安全考虑，后金的几位大贝勒都是老于军阵的大将，可不是崇祯这等长于深宫的天子可比的，哪怕崇祯已经上过了几次战场。

二来便是，此次言和并非是后金向大明低头臣服，双方会面的地方也就是在战场中间设一帐篷。这样的平等相见并不符合礼仪，传扬出去反而会被国内舆论所非议。

朱由检并不愿意在这些小事上同臣下发生争执，便任命了袁崇焕去进行了这场非正式的和谈。虽然大明这边并不介意慢慢谈下去，但是确认了已经没有翻盘机会的黄台吉和代善，做事倒是非常的果断。

他们也担忧和谈是大明抛出的缓兵之计，因此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并没有进行纠缠，只是允诺了后金和蒙古的疆域之分在大兴安岭，但否认了大明对于漠南蒙古诸部的保护地位，并且不承认察哈尔部对于外喀尔喀部享有宗主权。

随着明军依照约定将伤员和尸体先行送还后金，黄台吉已经安排军队开始分批后撤至盆地东北侧的缺口处了。占据了这处缺口之后，后金上下方才松了口气，知道这场战争算是真的结束了。

明军这边派出了第1、7骑兵师尾随监视后金军队的动向，并把剩下的俘虏陆续放回，目送后金军队消失在沙漠边缘，方才缓缓后撤退回。

由于明军所获得的胜利，使得明军获得了战后打扫战场的权力，这使得不少受伤的明蒙将士都得到了及时的救助，虽然有不少人失去了一部分肢体，但好歹还是保住了性命。明军所设立的野战医院，将过去战场受伤者九成的死亡率下降到了不到三成，这已经极大的减缓了士兵对于受伤的恐惧心理。

在大战结束后的第三日，也就是后金军队撤离的那一天，曹变蛟终于侥幸清醒了过来。朱由检第一时间去看望了苏醒的他，朱由检除了要求他好好养伤外，还向他保证第八骑兵师的死伤者都会得到妥当的安置。

大战结束后的第五日，朱由检再次检阅了参加这场战争的各只部队，对参加战斗的有功人员进行了嘉奖，并从近卫师、第一骑兵师、第七骑兵师各抽调一个骑兵营补充入第八骑兵师，恢复了第八骑兵师的组织体系，并赠送第八骑兵师乌兰察布英雄师的称号。

随着野战军体系的初步建成，各部的高级军官们终于开始渐渐了解，皇帝赠予某些部队荣誉称号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不仅仅是如同以往岳家军、戚家军的一个空头名号，还代表着这些军队在皇帝心中的地位。

如果说野战军的地位在于地方守备地位之上，那么拥有荣誉称号的部队又在于普通野战军之上，这些荣誉部队出身的将士更容易获得提拔和皇帝的青睐。然而随着明军各部战斗力的上升，荣誉称号也似乎变得越来越难得到了。

比如和第八骑兵师共同作战的第九骑兵师，因为左光先稍稍顾惜了下本军的实力，便让第八骑兵师夺走了所有的光环。虽然第九骑兵师也获得了不少嘉奖，却并没有获得一个荣誉称号，这让第九骑兵师上下都感到颇为失落。

乌兰察布一战击破了后金野战无敌的神话，胜利的消息传开之后更是堵上了不少批评参谋制度和野战军体制的官员之口。于此同时，明军在这一战中的表现，也令蒙古诸部感到震惊非常，不敢再把明军视为一只只会守城的军队。

以衮楚克台吉为首的一些察哈尔部贵族们，在这一战后终于打消了重新推举蒙古大汗以保持察哈尔部的独立地位，转而接受了崇祯的拉拢和收买。

在乌兰察布阅军之后，朱由检便向在场的蒙古诸部首领提出召开忽里台大会，以决定林丹汗不在时的蒙古诸部事务及未来蒙古人民如何建设家园的发展规划。

在皇帝的操作下，原本只是决定察哈尔部汗位的忽里台大会，最终扩展成了整个漠南蒙古诸部参与的大会，当然这些部族并不包括在后金治下的那些蒙古部族。

为了方便各部派出代表前来参加会议，扩大后的忽里台大会被放在了丰镇，时间则为一个月之后。在崇祯的命令下，丰镇城外修建起了一座可用于数百人开会的椭圆形建筑。而与此同时，晋商商会、山西银行、柳敬亭率领的宗教委员会、黄道周在内蒙招收的弟子们，都开始了对于各部与会代表的交流和沟通。

就在崇祯忙着准备召开漠南蒙古诸部参加的忽里台大会时，一只来自中国的商队也刚刚在托木斯克衙门派出的官员陪同下，走进了莫斯科城。这不仅是中国商队第一次跨越乌拉尔山脉，也是第一次进入到俄罗斯的中心。

刚刚走上码头的李自成等人，第一时间就被远处莫斯科河边博罗维茨基山岗上耸立的克里姆林宫和它对面的圣瓦西里教堂等建筑所吸引了。

那些锯齿形的红色城墙和高大雄伟的尖顶建筑，给他们带来的震撼并不亚于西安城内的各项建筑。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终于确信，俄罗斯这个国家同草原上那些鞑子还是有些区别的。

1632年的俄罗斯，正是结束了伊凡雷帝以来混乱时期的国力恢复期。当然，此时的俄罗斯还处于被邻居们肆意欺凌的时代，除了西伯利亚丛林里的野人，只要是个国家就能过来欺负一下俄国人。

北方的瑞典从俄国人手中夺取了环绕芬兰湾的亚姆、伊万城等五座城市，切断了俄罗斯通向波罗的海的通道。

南方的克里木汗国继承了金帐汗国的衣钵，却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半附庸，不仅自身在*化，还企图在伏尔加河畔建立新的*国家。不管是出于历史传统还是宗教文化，克里木汗国都是俄国人最为警惕的敌人。

而西面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则是俄国现在最为强大、最为险恶的敌人，波兰-立陶宛王国实质上是一个共主联邦，除了拥有同一个国王之外，两国都分别拥有独立的行政和立法机构。

西格蒙德三世统治下的波兰-立陶宛王国不仅夺去了俄国大片的土地，还两次打进了莫斯科，扶立了一名伪沙皇季米特里，砍掉了另一位沙皇的脑袋。

即便是波兰-立陶宛联军被赶出了莫斯科，西格蒙德三世也还是拒绝承认全俄缙绅大会推举出来的米哈伊尔是俄罗斯的沙皇，他坚持自己的儿子波兰王子弗拉迪斯拉夫才是真正的沙皇。不过好在这位让俄罗斯人惊恐不已的波兰国王在今年终于去世了。

俄罗斯人在庆祝这位波兰王的去世之余，便迫不及待的挑起了战争，试图夺回在1618年割给波兰的斯摩棱斯克城。

至于俄罗斯的国内形势，全俄缙绅大会推举出来的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并不是一个强悍的君主，甚至于他本人一开始是拒绝担任沙皇的，他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被波兰国王斩首的沙皇。因此在他登基后的几年里，掌握俄罗斯的是大贵族所控制的全俄缙绅大会，而不是沙皇的宫廷。

不过这样的情况在1619年沙皇的父亲菲拉列特大牧首被波兰人释放后结束了，这位大牧首是一个坚定而无情的强人，他一回到莫斯科便从儿子手中取得了代为行使沙皇职责的权力，并很快就将大贵族们从俄国的政治中心给排挤了出去。

菲拉列特大牧首和俄罗斯贵族中的一些有识之士都意识到，如果俄罗斯想要保卫自己就需要一只强大的军队；而想要建立一只强大的军队，又必须让国库丰盈起来。

在当时的俄罗斯，想要让国库丰盈起来，一是增加土地租税，一是大力发展贸易，从贸易税收中想办法。增加土地租税显然会损害贵族们的利益，

因此俄罗斯的改革，便是从贸易税收开始的。新的居民数量统计和国家财产统计，大力鼓励同国外的贸易，使得关税收入成为国库的主要财政来源。对于广袤的西伯利亚的征服，则正源源不断的为俄罗斯创造了大量财富，让俄罗斯的国库充实了起来。

因为北、西、南三方都有着强大国家阻碍，才迫使俄罗斯不停的向东面的西伯利亚丛林扩张，让他们找到了一座皮毛的宝库。不过俄国人也一直在寻找鞑靼人口中的，东面那个富饶的丝绸之国汗八里，试图从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家中获得足够的财富，让俄罗斯完成崛起的梦想。

这也就使得，当李自成所在的商队历经10个多月抵达托木斯克，一座距鄂毕河河口60公里处，托米河右岸南山脚下的一座木石城堡时，这座城堡的军政长官还以为这只来自汗八里的商队，是来向沙皇表示臣服的。

商队的首领立刻通过翻译向这位军政长官表示了愤怒，并表示这位军政长官所知道的额鲁特部和阿勒坦汗都是大明君主的藩属，他们前来俄罗斯只是为了打开商路并向沙皇递交两国友好往来的国书，并不是前来被羞辱的。

那位军政长官看着充做通译的鞑靼人面红耳赤却不敢反驳这位商队领袖的说法，顿时意识到此前他们从鞑靼人口中了解的中国信息可能是错误的。

作为开拓西伯利亚及中亚地区的俄国贵族，这位托木斯克的军政长官显然是一个灵活变通之人。他很快就向商队领袖表示了抱歉，并答应派人护送商队前往莫斯科晋见沙皇并递交国书。

从托木斯克到莫斯科的距离，大约占据了商队总行程的三分之一，但是商队的成员都觉得比之前的行程要轻松太多了。因为这段路程上到处都有水路相连，而不必再靠着牲畜和双脚行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