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州西门附近的独乐寺始建于大唐贞观年间，安禄山起兵叛唐并在此誓师，据传因其“思独乐而不与民同乐“而得寺名。

到了宋辽时期这座寺庙大肆扩建，变成了占地20余亩，分东、中、西三路建筑的庞大寺庙。到了数百年后的大明，寺庙各处的建筑破败不堪，寺中僧人难以居住礼佛。于是在万历25年，寺庙主持说动了前来蓟州督饷的进士王于陛，对独乐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缮。

30余年过去了，寺庙建筑的外观虽然有些褪色，但却依然甚为坚固。蓟州城原本就城小人稠，后金犯边之后，从遵化等地逃亡来的大户又大多在蓟州城内歇脚。因此当茅元仪、左良玉等人抵达蓟州城时，城内居然一时腾不出地方来。

茅元仪便下令征用了独乐寺的西院，作为战时大本营的驻地。这里原本是供僧人和礼佛的香客居住的地方，地方广大，正适合安顿大本营属下的各个机构编制。

原先居住在此的僧人和一些香客、难民，现在只能挤到东院去了。虽然他们被抢了自家的住所，但是这些人倒也识得轻重，并没有多加抱怨。毕竟这些来自京城的武官住进了城内，这蓟州城就算是有所保障了。

今日在西院的西配殿内，正召开着一场紧急会议。在蓟州督建州河水库的水利部部长蒋德璟，看着蓟州防线已经差不多完成之后，便要求调拨一只军队和部分新组建的蓟州民团，前往唐山进行防卫。

以崔呈秀、崔凝秀为首的蓟州士绅断然拒绝了这个无礼的要求，于是蒋德璟便找上了战时大本营在蓟州的负责人茅元仪，要求他直接调拨人手给自己。

蒋德璟的理由很是充分，既然现在蓟州防线已经快要建成，京城援军又到了一部分，现在蓟州城内外的军队已经多达数万人，临时组建的民团人数也接近了上万，蓟州城已经可算是高枕无忧了。

而唐山作为新兴的煤铁冶炼中心，现在却只有数百卫所兵在防守。卫所兵的战斗力，估计还没有蓟州民团高。朝廷和地方士绅在唐山投入了数百万元建立的钢铁厂，岂能轻易的让建奴给破坏掉。

茅元仪也觉得这个理由很充分，应当派出一只军队协助防御唐山。不过当他召集了蓟州士绅商议时，统领蓟州民团的崔凝秀却立刻挑出来反对道：“蒋尚书的话，末将觉得欠妥。

唐山属于开平中屯卫，按照我大明军制，一卫有5600兵额，怎么会只有区区数百人呢？蒋尚书可不要中了别人的蒙蔽，被人哄来抽调我蓟州城的守军啊。

现在蓟州城就是建奴西进的首当其冲，现在就是再多的兵马也不足够啊，怎么还能往外调拨。而且在唐山和遵化之间，好歹还有一个丰润县挡着。根据朝廷的命令，丰润、迁安、永平、抚宁诸地应当归于辽西镇出兵防御，就算蒋尚书要抽调人手，也当去抽调辽西镇的人手，岂能调走我蓟州人马？

更何况，蓟州民团乃是为了保卫乡土而建，让这些乡民保护蓟州还成。如果调他们离开家乡，末将以为一旦出了蓟州地区，这些民团就要逃亡归家了。蒋尚书想法虽好，但是不切实际啊。”

蒋德璟顿时反驳道：“按照我大明军制，一卫有5600兵额，但是实兵究竟是多少，你也是当过蓟镇副总兵的，难道还不知实情吗？这城中的营州卫和蓟州卫难道真有1万多人的实兵吗？

辽西镇要防守丰润、迁安、永平、抚宁诸地，还要准备组织人马西向救援三屯营和遵化城，如何还能有这么多兵力协防唐山？本官索要的数目不过是一千官兵，两千团练，又岂能影响蓟州防御的大局？”

崔凝秀毫无退让的说道：“营州卫和蓟州卫指挥使治军无方，不代表开平卫的指挥使也是如此。说不定开平卫的指挥使公忠体国，不吃军队的空饷呢？蒋尚书不可平白冤枉好人啊。”

“你！”蒋德璟终于忍不住一巴掌拍在了身边的茶几上，打翻了几上的茶盏。边上伺候的军士，赶紧小跑过来收拾打翻的茶盏，顺便重新给这位被挤兑的说不出话的蒋尚书沏了一杯茶。

崔凝秀对蒋德璟的发火毫不在意，一来蓟州是他们崔家的主场，朝廷要在这里打一场防御战，必然少不得崔家的支持；二来自家兄长的孝期也快过了，朝中对于魏公公和自家兄长结党乱政一案并没有确切的结论。因此兄长并不是没有复起的机会，有兄长作为后盾，他觉得自己大可以扛一扛这位原本就不管兵事的蒋尚书。

更何况，现在本地士绅对于建奴西进怕的要死，恨不得把全大明的军队都调到蓟州来，哪里会赞成蒋德璟抽调蓟州兵马的主张。

最要紧的是，这蒋德璟督修州河水库时，死活不肯加倍补偿崔家在州河上游河谷平原内淹没的土地。这使得崔家兄弟对于蒋德璟甚为不满，那里还愿意卖面子给他。

茅元仪对于现在这个状况也很是头疼，他虽然赞成蒋德璟的主张，但现在战时大本营更需要得到蓟州士绅的支持，没有这些本地士绅的支持，想要充分的动员本地的人力、物力备战，必然是事倍而功半。

更何况，虽然他现在是蓟州城战时大本营的主持人，但是他毕竟不是正途文官出身。不管是对上以工部尚书头衔管理水利部事务的蒋德璟，还是在家守孝的前兵部尚书崔呈秀，他都没有足够的底气压迫两人退让。

政治倾向于东林党人的蒋德璟看不惯崔家兄弟，反之亦然。这一刻茅元仪倒是希望皇帝能够尽快赶到了，按照时间计算，皇帝这时也应当快到蓟州了。

茅元仪正记挂着崇祯的时候，朱由检带着150名御营马军和15名预备士官，已经抵达了蓟州城西约2里处。

十一月五日早上出了北京城后，同大军一起出了大营之后，朱由检就挑选了一小队人马独自前行，而把大军交给了吴怀和施洪谟两人统领。

离开了四方城之后，朱由检便似乎换了一个人一般，做事再无京城内那么瞻前顾后，步步小心了。

而这只大军之中，随行的文官武将都是崇祯亲手提拔上来的，如孙承宗、黄立极之类的朝廷重臣则一个都无携带。

离开了京城之后，军中自然谁也约束不了这位大明天子了。吴怀倒是有心撇开大军，随行护卫崇祯前往蓟州城，但是他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偏裨小将，而是一只骑兵师的主将，根本离不开自己的部队。

因此吴怀和施洪谟两人，只能惴惴不安的看着皇帝带着一小队骑兵脱离大军而去。不过随后他们便下令军士加快行军，试图尽快跟上皇帝的行军速度。

北京到蓟州城，走顺义、三河的官道大约200余里，如果是传递军情的信使，两天之内便可到达。但是大军出行就不一样了，按照总参谋部的行军条例，日常行军是40里一天，战时行军是60里一天，急行军则是80里一天。

按照原本的计划，这只军队将会以略低于战时行军的速度前进，十一月五日出发，十一月九日前抵达蓟州城。

不过现在么，吴怀和施洪谟召集属下商议了一下，便决定把笨重的辎重交给铁路运输，比如炮兵团的大炮等装备。抛弃了这些笨重辎重后，军队以70里每天的速度行军，提前一日抵达蓟州城。

脱离了大队人马的崇祯并不知道这些，带着小队骑兵上路的他，速度自然要比大队人马快的多。

不过崇祯在顺义、三河县城都停留了一段时间，在两座县城的停留期间，他主要是巡视了当地的城防，同当地县官、士绅百姓做了交谈，以安抚人心，并视察了用于安置逃亡难民的营地。

朱由检并不清楚这样的行动有没有效果，但是他觉得自己应当去做这些工作。在他自己看来，天子亲征主要的作用还是在于安抚民心和激励士气，毕竟他不是朱元璋这样的马上皇帝，对于这个时代的战事他并不熟悉。

朱由检倒是很有自知之明，要是纸上谈兵，凭借后世的见闻，他也许可以压倒这个时代最为杰出的将领。但是真要上阵打仗，说不定他还不及一个军中老卒。

既然他的主要作用是安抚民心和激励士气，那么自然要多见见沿途的军民，好让他们安心下来，不要手忙脚乱，四处奔逃，搞的京畿地区人心惶惶。

在看到了蓟州城西门城楼后，朱由检便要求连善祥命人打起代表大明皇帝的黄龙旗。

在蓟州城通往三河的官道上，成群结队的行走着一堆堆拖儿带女的百姓，他们随身携带着一点细软，试图逃到京城附近去。在这些普通百姓朴素的想法中，也许觉得只有天子脚下才会有安全感。

当崇祯这一队人马竖起了代表天子的黄龙旗，缓缓向蓟州城而去时，这些百姓原本有些麻木的神情，终于有了些变化。

崇祯没有派人拦阻这些百姓回头，也没有驱逐他们离开官道，反而派了几名骑士对这些百姓宣告，在三河、顺义有那些地方有安置难民的营地，告诉他们遇到困难该向什么部门求助。

这些百姓原本对于军队都深怀戒备，看到这群骑兵在官道上前进时，都会下意识的避开一段距离。

但是等到代表皇帝的黄龙旗竖起后，确定了这只军队中护卫的少年确实是大明皇帝后，不少人纷纷回头跟在了皇帝身后，再次返回了他们想要逃离的蓟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