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崇祯突然向群臣抛出了什么是朝廷的质问时，郭允厚还是有些吃惊的，因为这同他们此前和皇帝商议时的计划有所不同。

不过在皇帝兜兜转转了一大圈之后，又回到了当初设定好的道路上来，让他终于松了一口气。户部这次之所以愿意挡在攻击黄立极舆论的前面，自然是想要把两淮盐引案的最大好处抓在手里。

对于能够不花什么代价就占据了未来两淮盐业四分之一的股权，还能从盐引案涉案人员身上获得一大笔罚款，户部上下官吏还是很有兴趣的。

虽然户部拥有对各地盐运司的管理权，但是盐运司的主官盐运使的品阶是从三品，仅次于户部尚书，同户部侍郎同级。因此户部对于各地盐运司的管理权力，还不及都察院派出的巡盐御史权力大。

因此盐税虽然是户部最大的一项现金收入，但是户部官员在盐业上获得的好处，其实并不多。这也是为什么，户部轻易的把长芦和河东两处盐场卖给了四海商行，而没有多加反对。

盐运司官员们富的流油，但是他们给予户部的节贡也不会坏了行情，也许对几个户部分管官员和户部尚书那里会有另外的馈赠，但是对于整个户部来说，盐运司的存在并没有超过其他地方衙门。

如果有机会让户部直接管理地方盐政，户部上下的官员自然不会去理会地方盐运司官员有什么想法，毕竟别人家的儿子再好，那也是别人家的儿子。

更何况，自崇祯登基以来推行的新政，使得户部官员的升迁呈现出了某种封闭性的倾向。以往为了防止官员在某个部门做大，对于六部官员的任职采用的是流动升迁的模式。

比如工部郎中要想升任侍郎，就必须换一个部门。连续担任了两届京官，就要外放一任地方官员。这种官员任职的方式虽然消除了各部门的山头主义，但是同样让中央各部门呈现出了组织涣散，毫无凝聚力的后果。

以座师门生关系联结起来的个人小团体，完全凌驾于各部门的部门利益之上了。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这正是他们想要的结果。打击一个没有组织的个人小团体，总比去面对一个依托于上下级关系严密组织起来的政治集团要强。

前者因依附于皇权而存在，而后者则利用了部门的权力对抗了皇权。套用一句太祖的言论，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崇祯自认不是太祖这样的政治大师，也没有如洪武帝一般的精力和才能，要把一切政治事务都纳入自己手中。

因此他在一团散沙的中央六部和以部门利益为重的山头主义中，他默认了后者的存在。而户部、工部和刑部，因为这三个部门所具有的专业技术知识要求，使得新政推行之后，便呈现出了某种封闭性的倾向。

户部官员对于算学和金融知识的要求，工部官员对于理工科类知识的要求，刑部官员对于法学知识的要求。这些专业知识的积累，显然不是半路出家的官员能够掌握的。因此从外部调入这三个部门的官员，门槛已经越来越高了。

既然进入户部之后，个人的仕途升迁同户部工作的好坏联系在了一起，那么维护本部门的利益，就自觉的成为了户部官员们的共同准则。户部权力的扩张，就是他们个人权力的扩张。户部利益的受损，就是他们个人利益的受损。

因此当两淮盐引案爆发之后，郭允厚稍稍向下属们吹了吹风，户部官员们就上下一心的站在了支持首辅的立场上，他们就是指望着从这起大案中让户部获最大的好处。

当崇祯抛出了君、民、社稷三位一体的论点之后，此前还在纠缠于韩一良要不要受罚，首辅黄立极对于两淮盐引案究竟要负什么责任的官员们，就如同被人打了一闷棍一样，双方在会议开始后积攒起来的决一死战的气势，顿时被悄然瓦解了。

自孟子提出民本思想之后，便被后世儒家学者们尊称为亚圣，认为他发扬及宏大了孔子的仁政思想。但是孟子的民本思想一直不为历代帝王所喜，因此他所著作的《孟子》一书，是在南宋时，被朱熹列为儒家经典四书之一后，才被正式奉为儒家治学的重要经书。

到了大明朝，控制欲过强的开国君主朱元璋，对于孟子的所说的：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言论大为不满，一度想要撤销孟子的亚圣封号，并下达了将孟子逐出文庙殿外，不得配享文庙的命令。

虽然在群臣的劝说之下，朱元璋在一年之后收回了自己的命令，但是他对于孟子的言论依旧耿耿于怀，于是令翰林学士刘三吾等人对《孟子》进行删节。刘三吾揣摸皇帝的意思，共删掉《孟子》八十五条“有问题”的内容，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并将剩下的内容编为《孟子节文》一书。

朱元璋随后便下了诏书，规定“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指《孟子节文》）为本”。

正因为朱元璋对于孟子的态度，所以虽然《孟子》是科举用书之一，但是天下读书人对于《孟子》一书的内容并不敢多加讨论，完全是按照朝廷颁发的标准注释死记硬背而已。他们唯恐因此触怒了皇帝，而坏了自己的功名之路。

但是现在崇祯歪曲了太祖高皇帝删除孟子言论的本意，还把孟子的民为贵思想提升到了三位一体论，对于大明官员来说，不亚于一场政治地震。盐引案和首辅什么的，此时已经无关紧要了。

以孔孟之道为治国理政最高准则的大明王朝，任何在儒家学术上提出的新观点，必然都会影响到王朝的政治格局。

而孟子的民本思想，一直以来都是大明官员对抗不受限制的皇权的最有利的武器。在经过大明士人200余年不遗余力的宣传下，民本思想实质上已经在中下阶层的百姓心中扎下了相当厚实的基础。

朱元璋试图通过删除孟子的言论，来禁锢大明士大夫的思想。但是这种禁锢思想的政策，显然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了。不管是那个朝代，**对于读书人的诱惑，显然远比公开出版的书籍更大一些，更何况被禁止的还是亚圣的言论。

这也是为什么东林党人虽然屡屡被打压，但是民间百姓却依然支持东林党人，认为他们是被迫害的正人君子的缘故。因为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始终都是围绕着以民为本的思想在阐述。

虽然东林党人在施政时，并没有真正去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也比从来没有提及过任何政治主张的阉党们要强的多。

现在崇祯抛出了三位一体论，不但取消了君王和民众之间的对立立场，还把自己包装为了民众利益的看护者，这无疑是抢走了文官们赖以制约皇权的话语权。

除了站在皇帝一边已经无法改变立场的那些阉党成员，和被利益蒙蔽了的户部官员之外，政治水准在正常以上的官员们，都对崇祯的这番话语产生了不好的联想。

大明开国以来，法统归于皇帝，而道统归于士人，这也是皇权和士权能够保持平衡的思想基础。程朱理学提出的道统论，往往都是以“正君心”为目的。

而随着万历朝结束之后，大明国势的不断衰落，士人所宣扬的道统，已经隐隐有凌驾于皇权之上的迹象了。现在崇祯突然抛出了关于君、民、社稷的三位一体论，在有心人眼中，无疑代表了这位皇帝陛下正在动摇士人所把持的道统。

如果让一位君主掌握了法统和道统，那么自春秋战国开始出现的士人阶层，将会失去自己思想上的独立性，从而真正成为皇帝的家奴了。

不管是刘宗周、韩爌等老东林党人，还是倪元璐等东林党后起之秀，显然都是不愿意让皇帝有机会染指关于道统的发言权的。

而皇帝抛出的三位一体论，也不是他们急切之间就能反驳掉的论点。一种思想观点的出现，总是需要经过岁月的打磨，在前人的思想基础上进行提炼总结的。就比如，没有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冲击，就不会有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的盛行。

现在皇帝提出的三位一体论，显然是在孟子的民本思想基础上的进一步提高。这种观点的提出，显然是符合大明中下阶层百姓的期望的。对于这个论点进行反驳，很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东林党人的分裂，毕竟维系东林党人之间最强的纽带，是建立在民本思想上的学术理念。

于是，在崇祯抛出了三位一体的言论之后，东林党人立刻选择了冷处理，不让皇帝继续在这个观点上发挥下去。他们寄希望于，这三位一体的言论，不过是皇帝今日的灵机一动，而不是早有预谋。

没有了东林党人的声援，科道官员们就更不敢跳出来，继续为了盐商的利益攻击韩一良和首辅了。会议的讨论焦点，也从两淮盐引案的处置，转移到了如何解决东南百姓吃盐的问题上来了。

朱由检环顾了下方官员之后，才平静的说道：“既然诸君不能对东南百姓的吃盐问题提出有建设性的见解，那么郭先生，你身为户部尚书，你觉得朝廷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解决东南百姓的吃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