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孙元化回京汇报后的第三天，总参谋部迅速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设立两个连的新式炮兵部队，用以检验火炮性能和火炮的行军作战方式。每个炮兵连辖6门火炮，分为三个炮兵排。

之前配备在新军中使用旧式火器的炮兵人员被抽调了出来，新成立的炮兵部队人员暂时被分成了三个等级，辅助兵，炮手和炮长。每个炮手都将授予总旗的官职，炮长则是百户衔。辅助兵领取同级步兵150%的饷银，而炮手、炮长则领取双饷。

于此同时，随着气温的上升，天津港也终于开港了。这个消息传到京城之后，海商协会的会议终于告一段落，郑芝龙等南方海商准备从海路返回台湾和闽广，进行新一轮贸易季节的商业活动去了。

而这些海商首领在看过了崇祯特意为他们准备的火炮操演之后，确定了他们也能*这些火炮之后，便向军器监*了足够装备10艘船只的大炮。

郑芝龙最为财大气粗，一口气*了4船，而其他人则只试探着*了1-2艘，毕竟这军器监刚刚学会铸炮不久，谁也不能保证他们*到的大炮都能像操演的那几具火炮。

对于这些属于大明管辖之下，但又有着独立人事权和战时指挥权的半独立海商，崇祯给出的价格是提供给大明直辖军队的一倍。虽然这个价格在孙元化等人看来有些贵了，但是比起澳门炮厂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给出的价格，已经便宜了一半左右。

更何况，对于大口径的18磅炮，这些欧洲人都是从来不会出售的。此前澳门人卖给大明的18磅红夷大炮，并不是军用品，而是一艘失事英国商船上的民用品。澳门人不过是本着既不想得罪向他们购买大炮的明国官员，又不想出售能够危及到澳门炮台和船只的军用大炮，才指点着明人去打捞英国商船上的民用火炮。

虽然在大部分的海商心里，海上作战方式便是使用火攻小船或是跳帮肉搏战。但是这种战术的弊端就在于，要么战场靠近自己的根据地，要么他们在船只数量和人数上占据优势。如果战场处于外洋或是在别人盘踞的海域之内，他们就很难再使用以上的方式赢得胜利。

而此前这些海商或是业余海盗，只是在大明近海活动，因此对于闯入大明海域的外洋船只，他们依靠本土总是能获得优势，哪怕不能烧毁对方的船只，也能把对方的船只赶出自己的势力范围。

除了对上大明的水师，双方都可算是拥有地利，因此只能看谁先撑不下去。郑芝龙率领的十八芝海盗海商集团，虽然屡次大败明军水师，并数次上岸劫掠了福建沿海，但事实上他声势浩大的劫掠行动，不仅没有动摇到大明的根本，甚至连福建的内陆都没有影响到。

随着福建水师官军的不断失败，沿海地区的渔民和士绅便开始自发的组建团练民军，其中同安知县曹履泰、福建士绅董应举组建的民团，就曾经挫败过几次海盗的入侵。

而这也是郑芝龙为什么会认定，只有接受朝廷招安才是十八芝最终出路的原因，因为如果继续同朝廷敌对下去，光是福建士绅组织起来的力量就已经让他们的船只上不了岸了，想要以此动摇大明东南半壁江山，显然是一种妄想。

如今被朝廷招安之后，崇祯并没有逼迫他们上岸，反而允许他们前往外洋开拓贸易的新航路，这自然是正中这些海商们的下怀的。

但是，原本聚集在大明东南沿海一隅的海商们，才刚刚跨出家门口便尴尬的发现，他们看似庞大的力量，还没有填满东南亚四分之一的洋面，便已经感觉有些力不从心了。

原本在大明近海依靠数量取胜的大明海商，到了东南亚后便发觉，论船只和人数他们比不过当地的土著海盗；论船只的质量，他们又比不了那些欧洲人。

这样一来，他们便处在了一个很是尴尬的局面。一旦在外洋遇敌，他们不是被土著海盗用数量淹没，就是被欧洲人用高大的夹板船和火炮教育重新做人。

如果不是他们现在挂着大明官军的招牌，不管是东南亚土人还是欧洲人搞不清他们的底细，因此暂时没有同他们交恶，估计这些大明海商根本就无法在这些地区立足，只能同此前出海的中国商人一样，依附于某个势力才能落下脚来。

也正是因为被这种险恶的环境所逼迫，不管是郑芝龙还是杨天生、钟斌、李魁奇等人，不得不放下彼此之间的矛盾，在外洋进行合作，并开始寻找在外洋立足的方式。

和杨天生、钟斌、李魁奇等人还在走一步看一步不同，曾经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待过几天的郑芝龙很快就认定了，只有学习荷兰人的方式才能让自己的船队在海上获得自由航行的权力。

虽然荷兰人在欧洲的海上贸易，是以船只武力薄弱但是运费廉价而迅速著称。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的行事作风，却完全是以武力作为后盾的炮口下的交易。

他们为了垄断香料群岛的产出，一边用武力封锁群岛，导致外来商船无法登陆香料群岛交易；一边用武力逼迫岛上的土王，把香料贸易置于东印度公司的管理之下。

因此郑芝龙从荷兰人那边学会的，便是用坚船利炮为贸易护航开路。他其实一早就想要仿照欧洲商船的模式，在船上安装火炮，从而革新海上作战的方式。

一来火炮射击总是比施放火攻船方便，二来装备了火炮的船只，即便处于优势敌人的包围下，也能利用火炮驱赶对方的船只，从而为逃跑创造条件。

只不过，澳门人显然不愿意向他出售火炮，因为他同荷兰人交好，曾经在海上攻击过前往日本贸易的葡萄牙商船。澳门的葡萄牙人显然担心把火炮出售给他之后，会被郑芝龙用来封锁澳门-日本航道，因此坚决的拒绝了他。

至于郑芝龙曾经的东家，虽然曾经答应过要出售几门大炮给他，但那是因为大明拒绝同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直接的贸易联系，所以想要通过他进行间接贸易。

但是现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同大明建立了直接的贸易联系，因此对于郑芝龙的应允早就抛之脑后了。

现在既然朝廷愿意向他们提供火炮和弹药，那么郑芝龙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先预定了足以装备4艘船的大炮和大批的弹药。

总数389门的大炮和250吨的炮弹及150吨的炮用*，另外加上3200支火绳枪，15吨枪用*，合同总价30万元，约定在今年10月底前全部交付。军器监从这笔合同中起码赚取了45%的利润。

海商协会虽然在崇祯的施压下，最终承认了各省商人都应当拥有公平参与海外贸易的机会。但是海商协会所制定的政策，显然还是偏向于已经在海外贸易占据了先机的海商们。

比如参与海外贸易船只所需要缴纳的吨位税，大多落入到了海商协会创立者的手中，虽然在东南各省商人代表的批评下，崇祯下令把这笔钱划入一个新成立的海事局，用于建立航道指示灯塔、航标和救援等事务。

但是，大家都很明白，这不过是一个掩人耳目的把戏，毕竟这些海事局依然属于此前管辖地方海域的大海商们。

不过这些商人代表们总体来说还是对参与这次海商协会会议表示满意的，毕竟从船头税改成吨位税之后，需要缴纳的船税还是减去了一部分。

而这些商人代表们也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想要从这些海商协会的商人手中争取利益，他们就必须先取得皇帝的支持。否则以他们松散的力量，根本奈何不了这群在海上有船只和枪炮的大海商们。

于是在沈廷扬的牵线之下，这些商人代表同更名为内务府的内廷商务管事达成了一个协议，内廷出资25万元，东南各省商人出资75万元，成立一间南北贸易航运公司。

该公司向天津造船厂和龙江造船厂各*5艘船只，用于南北货物运输和海外贸易，每只船只的吨位都须在300-600吨之间。

内务府基本上也没出钱，不过是把同江南制造局合办的航运公司直接转入了这件新公司。沈廷扬的六叔被崇祯指定为新公司的负责人，负责这家贸易航运公司的日常运营。而内务府派出了两名人员同其他股东推举出的六人，加上沈廷扬的六叔组建成公司董事会，决定公司一应大小事务。

在郑芝龙等人将要离开京城的时候，英国商人安德烈也向明国朝廷提出了离去的请求，他需要尽快把同大明签署的贸易协议交给，定居在万丹的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的总经理梅思沃尔德，以敲定中国和英国之间的正式贸易协定。

英国东印度公司现在的组织机构虽然还很散漫，但是以他在公司的职务等级，还是不够资格出面洽谈这项使命的。

安德烈完全是抱着，就算谈不成也看看能不能同中国商人交易一次的想法跑到京城来的。如今既然谈判真的成功了，他便不得不尽快带着自己的胜利成果回去，防止自己假使者的身份被揭穿，从而激怒中国人把这份贸易协议给作废了。

崇祯再次接见了安德烈，在接见中确定他将会在5、6月份再来北京，然后乘着9、10月份的季风返回英国后。

朱由检想了想便对他说道：“那么等你再来京城时，朕会准备一艘船只同你一起前往英国。朕的使者除了游历欧洲之外，还会向贵国国王提出中国商船前往英国进行自由贸易的请求，另外朕希望两国之间能够建立起互相交流往来的友好关系。当然，朕还准备了些送给贵国国王的小礼物，代表朕的友谊。”

安德烈顿时感觉自己的心跳有些加速，他发觉自己这次的冒险似乎太过成功了，同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地位不分上下的中华帝国皇帝，居然愿意主动向英国国王示好，并打算建立中英之间的友好关系。

安德烈不是那些没有见识的，只是跑来东方寻找财富的冒险家。他深刻的知道，同中国这样的东亚宗主国建立起友好关系，对现在的英国来说代表着什么。

因为把目光投向新世界的时间太迟，不管是美洲还是亚洲，英国都是一个迟到者。当然对比起老对头法国人来说，英国还算是领先了一步。

但是新世界已经被西班牙、葡萄牙所瓜分了，就连现在海上势力最为强盛的荷兰人，也不过是从衰落的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东南亚的一小块地盘而已。而比荷兰人弱小的英国商人，便只能游离在这些富饶的殖民地之外，干些走私和海盗的生意。

占据了巴达维亚的荷兰人，现在已经快把东南亚的英国人压制的喘不过气来了。设立在日本的英国商馆被取消了，设立在东南亚其他地方的商馆也都快撑不下去了。

而之所以英国商人会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就在于缺乏一个亚洲地区的强大盟友。以葡萄牙人的衰落，但是因为澳门背靠中国，便使得荷兰人数次无法攻下。

如果英国东印度公司能够在中国建立一个基地，那么不管是西班牙人的菲律宾还是荷兰人的香料群岛，他们都可以想象一下了。

忽然之间，维系着中英两国友谊的重任就这么不经意的落在了他的肩膀上，安德烈几乎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他搞砸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那么愤怒的公司高层和国王，一定会让他在伦敦桥悬挂上一千年。

深呼吸了几次之后，平静了心情的安德烈对着身边的翻译说道：“请告诉尊贵的陛下，我一定会尽快返回北京。并把陛下的友谊安全而完整的护送到我国陛下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