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三章 凤凰涅磐
济生又一次遭受到了大规模的批斗,游街,头上的高帽子写上了大大的“判徒”、“特务”字样。红卫兵们一拨一拨的把他提出来,扒开他的上衣,让他背上的“杀绝共产党”几个字露出来。更多的红卫兵小将们就激动地冲上前去,对他拳打脚踢,呼声叫声响彻云霄。让他低头、弯腰,向人民老实交待。他不再反抗,不在义愤,他顺从地把腰弯下去,弯下去。他不知交待了多少次,也不知道都说了些什么,挨了多少打。曾经有两次,他几乎要栽进路边的井里,都是因为一瞬间看到了一双温情的眼睛,这双眼睛阻止了他,他才熬了过来。
批斗的**终于过去,济生被判无期徒刑,被发配到甘肃劳动改造,单位的喧嚣才渐渐地告一段落。
程家没落了,他们和大多数中国农村家庭一样,成了公社社员,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缓慢而有节奏。农村不比城里,运动的**过去,便恢复了平静。农村人深知一点,再大的运动也当不了饭吃,人是铁,饭是钢。春不种,秋不收,革命搞得再红火,全队的老少爷们依然会饿肚皮。所以,尽管济生是反革命分子,是判徒,是特务,但是他的黑四类老婆徐汐蓝却安然渡过了难关。尽管有时也开一两次批斗会,那也只是走走形势而已,没有人揪他,没有人骂她,也没有人上台让她低头、弯腰。除了她家的门框一边贴有“守法公约”之外,一切如常。汐蓝手巧,家有缝纫机,全村所有家庭孩子的衣服几乎都拿来让她修补过。全村所有女孩子想穿的花衣服,都拿来让她修改过。她从不取分文报酬。村子里没有人说她个“不”字,她获得了全村人的信任和好评。
在济生被劳教的半年多以后,汐蓝又为程家生下了一个儿子。济生写信回来,取名“国平”。国平和大伯家的三儿子国华一样大,弟兄几个一起上学,一起玩耍,最终,上到了高中毕业。
程家虽说没落,下一代却人丁兴旺,儿女都有。贵生家三男两女,济生也生了一儿一女,比起当年他们的爹爹程立春那独根独苗苗,也算得上枝繁叶茂,后继有人了。
济生被发配到远方,把诺大的一个院子,扔给了汐蓝。作为生产队的一员,汐蓝挣着工分,但是作为女人,她挣的工分比男人低,一年到头,分不了几个钱,勉强糊口而已。孩子们要买笔买本买衣服,哪有钱呢。当时又不让搞副业,汐蓝只得起早贪黑,喂猪,喂鸡,割猪草,拉土积肥,拾柴禾,病了也不敢歇一天。长年累月下来,孩子们大了,汐蓝却老了,病了,头发出现了白丝,红润的脸庞变成了腊黄,再也没有了当年的光彩。然而两个孩子却是她心头的骄傲。两个孩子学习都很好,是班里的尖子生,老师学生都很看重。她家的墙壁上,两边都贴满了学习奖状。这成了汐蓝唯一欣喜的理由。可是考高中的时候,女儿明秀明明名列前茅,看成绩的时候,却没有她的名字。明秀哭得泪人一样。汐蓝满腔怨气地去找学校校长,校长两手一摊,说:
“你们是反革命家庭,还是‘黑四类’分子家庭,是受控制对象,不能升学的。政策是这样,我也做不了主啊。”校长一句话,把汐蓝噎了个半死。
尽管对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排挤已经看得很开,但汐蓝和女儿还是感到这一次是真的受伤了。明秀哭得很伤心,任由眼泪往下流,她觉得自己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了。
两年以后,国平也在初中毕业后学业“戛然而止”,原因还是因为家庭是“反革命”,是“黑四类”,他眼睁睁看着国华和国庆兄弟俩都走进了高中,再一次任由眼泪流了下来。
济生因为当过俘虏,成了反革命,他的家庭也成了反革命家庭。但是贵生的家庭却依旧是农民,他没有受到牵连,他的四个孩子也都考上了高中。他的大儿子程国红串联回来,穿着绿军装,举着红宝书,意气扬扬地走进学校。校长满面笑容地把他们请进办公室,让他们讲述见到毛主席的情景,末了还不忘振臂高呼:
“毛主席万岁!——”
程家的三个弟兄里如今就只剩下贵生了,余惠兰心里纠结,她还时常惦记着她的老二程民生。民生被抓丁抓走了,如今生死不明。他叫贵生去过两次,那边还是音讯皆无,只剩下老两口整天少油没盐的打发着日子。
有时余惠敏会来住一两天,带着她的儿子和平。惠敏虽说在县城教书,没有受到成份的牵连,但是也受尽了苦楚。他这个儿子的身份不知让哪个好事者泄露了出来,所以和平从小就受尽了污辱。在学校被人追着骂“日本狗崽子”、“小日本”,有时还莫明其妙地被按在地上,招一顿打。等惠敏跑过去,人已经没影了。在学校里受人欺负,回到家也照样受人欺负,家里的孩子们也这样骂他,没人跟他玩。虽说有惠敏护着,但孩子们无孔不入,哪能照顾得到。因此,和平性格内向,寡言,不敢说话,不敢看人,学习也总是上不去。磕磕拌拌中,和平长大了。他没有参加高中考试,他知道,即使他考上了高中,学校也不会收他,即使学校收了他,他受到的屈辱也只会更多。
惠敏也老了。她虽然没受到成份的影响,但是他的儿子影响了他,人们总是拿异样的眼光看她,有的男老师说话也阴阳怪气的,女同事虽然当面不说,背后也指指画画。弄得惠敏有气撒不出。她是个要强的人,经过了这些世面,她慢慢成熟,改变了,不再关心别人的眼光。由于儿子身份特殊,老大了还娶不上媳妇,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一个日本鬼子的后代。所以,三十大几后,才娶了一个腿有残疾的姑娘为妻。余惠敏总算放下了一头心事,然后就把精力放在教学上,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教师。由于年龄的关系,再加上学校又进了新教师,她从教主课变成了教附课,教音乐。她这才不那么忙了,也算校长对她的照顾。惠敏有音乐细胞,她自己学会了识简谱,能看着简谱开歌。她能让全班学生的合唱唱得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在学校开展的运动会上,她指挥的班级,能把歌声唱得响彻去霄。
寒来署往,冬去春来。1976年,“***”被粉碎了,**宣告结束。不久,开始有消息传出来,上面要为右派平反了。这消息如同春雷,在人们心中激起波澜,人们在心中暗暗的盼望着,祈祷着。这一天终于来了。1980年5月,大队党支部书记派人来到汐蓝家,告诉她到大队开会。汐蓝跟着人群忐忑地来到队部,看到会场气氛十分热烈,有人高兴地向她转告:
“你要平反啦。”
大队的“黑四类”并不是她自己,他们都会心地对视一下,静静地坐在会场一角。当党支部书记程四孩拿出一张红纸,郑重地贴在墙上,手指上面,一字一句的念着:“从即日起,摘掉徐汐蓝黑四类分子帽子,改为群众”时,徐汐蓝泪流满面。十年的屈辱到了尽头,所受的苦,受的罪,终于有了结果,上天已经告诉她,她,是受了委曲了。同时,她心底又腾地升起一个巨大的希望,她突然意识到,有了她的平反,她的丈夫程济生离平反也不远了,这怎不让她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汐蓝哭了,余惠兰也哭了,红菱和女儿金秀也哭了。她们手拉手,抱在一团,哭成一团。贵生没有哭,散会后,他拿上烟袋,默默地来到地里,蹲在地头,抽了一袋烟。然后,又回去,对母亲说:
“济生,该回来了。”
汐蓝的身体亢奋起来。她象变了一个人似的,开始变得有力量,手脚也更快、更麻利。她和两个孩子先把屋子从里到外都打扫了一遍,又把院子里的残墙补上,不平的地平好,不整齐的柴禾重又码好。下地干活时也春风满面。人们都惊奇她的变化,说汐蓝年青了,又漂亮了,好象回到了当初结婚时的样子。她的两个孩子也在憧憬之中。因为家庭的原因,他们被关闭了升学的大门,县里招工也没有他们的份儿。在田里锄禾的空隙,看着路上骑着自行车,后坐上夹着黑皮包上下班的年青人,他们的泪水默默往肚子里流。这下终于天晴了。他们受尽苦难的爸爸该回来了,他们,要平反了,终于能伸直腰和大家一样了。
情况越来越好,邻村的反革命分子吴世凯回来了,摘掉了反革命帽子,落实了政策,听说还要补发工资,安排工作。汐蓝忍不住,带着孩子们去吴世凯家打听,吴世凯肯定地告诉她:虽然他和济生不在一个地方,但是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都是要平反的,这个决定是中央下的。济生肯定要回来,也许是路途遥远,他还在回家的途中,也许还有其它的事情。总之,济生回家,是板上订钉的事。汐蓝放心了。她知道,济生在甘肃,就是远啊。回家后,贵生又送过来一封信。折开来,一行遒劲的蓝笔字体映入眼帘:
“汐蓝我妻,十分想念,你接到这封信时,我正在回家的路上……”
“轰”的一声,汐蓝脑子一热,倒在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