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格已经完全无视自己的“失明”了，他不再明白“看”和“观察”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对自己的知识结构、意识以及自我认知上的一个重要的变化，看起来已经远远不是单纯的身体缺陷那么简单。

在考察他的记忆力的时候，我就已经隐约有了这样的感受。我发现，他实际上完全把自己紧闭在一个特定时刻——就是“现在”——似乎对过去和未来完全没有感觉。在他的内心，已经没有了让过去和现在进行对话的能力，不再明白经历的含义。对于我们普通人，正是这些才构成了我们的意识和内心体验。他似乎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完全没有感觉，也不再有对将来的预期和目的，而这些则是会伴随我们正常人一生的感受。

不存在的记忆

格雷格很轻松地就适应了在威廉·布里奇医院的生活。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因为慢性病，就这样被禁锢在（而且可能是永远地）这家医院里。没有任何愤怒的反抗，没有对命运不公的抱怨，而且显然也没有觉得羞耻，更没有任何绝望。就这样，他顺从且无所谓地，就把自己丢在了威廉·布里奇医院这潭死水之中。当我问他有什么感受的时候，他回答说：“我没有选择啊！”就像他说的，这种态度看来是明智的，而且具有非同寻常的哲理意味。然而，这种哲理却是由于他的无所谓和伤病造成的脑部伤害。

他的父母曾因为他的叛逆与他关系疏远，现在却每天都来看他，照顾他。他们这个得了病的儿子无助地待在医院里，再不会四处乱跑，只是微笑地等待他们来探望。如果他不是在“等待”父母的探望，也许会更好些——若是他们有事脱不开身，一连数日都不来看他，他可能根本注意不到，下次来看他时，他还会像以前一样热忱地和父母会面。

格雷格很快就在这里安顿了下来，带着他的摇滚唱片、吉他、他念经用的串珠和他的有声读物，开始接受一系列的治疗：物理治疗、职业治疗、音乐小组、戏剧。在他住院后不久，他就被转移到了一间有很多年轻人的病房。在那里，他开朗、乐观的个性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喜爱。实际上，他并不能真正识别周围任何一个病人或者医务人员，至少在前几个月里都是这样，不过他总是高高兴兴地（而且是不加区分地）和每一个人交流。他至少有两个比较特别的朋友，并不能说有多深的友谊，但相处很愉快，而且可以完全地接纳对方。他的母亲回忆说：“一个是艾迪，拥有理科硕士学位……他们都热爱音乐，两个人住在隔壁，经常坐在一起聊天……还有朱迪，她也会和他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艾迪后来死了，朱迪转往了布鲁克林的医院。此后许多年，格雷格再也没有遇到过这么要好的朋友了。这两个人离开后，格雷格的母亲还会时常记起他们，但是格雷格却不会，他没有找过他们，也没有问起他们。也有可能像他母亲说的那样，他比其他人更难过，至少不再那么活跃了，因为正是这两位朋友激励了他，让他高兴地聊天、听唱片，还编五行打油诗、开玩笑、唱歌，是他们让格雷格得以摆脱那种“死寂的状态”，要不然他只会更沉迷其中而无法自拔。

一家慢性病医院就像是一个村子或者是一座小小的城镇。在这里，病人和医护人员住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可以长达数年，每个人都差不多会碰到、会认识这里所有的人。我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格雷格坐在轮椅里，被推着去加入不同的治疗项目，或者是到天井聊天，脸上带着一种古怪的表情，像是一直在寻找着什么。逐渐地，他也能够认出我，至少知道了我的名字，每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他都会问：“最近过得怎么样，萨克斯医生？你下一本书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啊？”（这个问题让我很忧虑——当时，在《觉醒》出版之后，一直间隔了差不多11年，我的另一本书《单腿站立》才出版。）

他确实能够记得一些人的名字，随着接触机会的增加，他还能把一些细节信息和新认识的人联系起来。当时，他认识了康妮·托马伊诺，一位音乐治疗师，他能够一下子就辨别出她的声音和她的脚步声，不过，他一直记不得是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方式和她见过面。有一天，格雷格和我谈论起“另外一个康妮”，那个也叫康妮的女孩是他在高中时就认识的朋友。他告诉我说，那个康妮也非常优秀，颇具音乐才华。“怎么我认识的康妮都这么有音乐才华呢？”他打趣说。那位康妮可以指挥一个乐团演奏，会给大家分发乐谱，在学校里唱歌时还能演奏键盘式手风琴。到此时我们才意识到，他说的那个康妮，其实就是现在认识的这个康妮。他还补充说：“你知道吗？她也演奏小号。”这就更让我们确信无疑，因为康妮·托马伊诺就是一名专业的小号演奏者。类似的事情在格雷格身上经常发生，他总是会把事情出现的背景搞错，无法让那些细节和现实有效地联系起来。

他对两个康妮的感受，把后来认识的康妮分成两个人，这是他时常处于迷惑状态的一个特征，这也表明，因为无法保留或者无法理解时间概念，他需要去假设或增加一些人物。通过不断重复，格雷格似乎能够记住一些“事实”，并让这些事实保持在大脑中。但这些事实都是相互孤立的，都被剥夺了具体的“情境”。一个人、一种声音、一个地方，都可以逐渐变成他熟悉的事实，但他还是不能记住是在什么时候见过这个人，听过这个声音，到过这个地方。最让格雷格烦恼不安的，也正是那种附带情境的记忆。绝大多数的健忘症患者都是如此。

其他类型的记忆在格雷格的头脑中都完整无缺：比如读书期间学到的几何学知识，格雷格完全运用自如。他能一眼就看出，直角三角形斜边的长度小于另外两条边的长度之和。用专业术语来说，他的“语义学记忆”完好无损。而且，他不仅仍然拥有弹吉他的能力，还学习了新的歌曲，并从康妮那里学到了新的演奏技巧和指法。在威廉·布里奇医院，他还学会了打字。因此我们可以说，他的程序性记忆没有从根本上受到伤害。

最近，他开始尝试着自己去附近的电影院和礼堂、天井（这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并能自己找到回医院的路。学会这些花了他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是一个缓慢的适应和熟悉的过程。尽管如此，一旦他掌握了某项技能，就能把它牢固地记下来，而且不再忘记。

显然，肿瘤的生长给格雷格带来的损伤很复杂，而且整个病例都让人好奇。首先，肿瘤颞叶（尤其是海马状突起和临近的大脑皮层）的内侧和中间部位有压迫和损伤，这些部位对于大脑形成新的记忆功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出现了这样的损伤，格雷格获取新事实和记忆新事件的能力被彻底毁坏了，对所有新的事件和事实都无法形成“显性”记忆。不过，尽管不能有意识地回忆发生的事件、曾经的遭遇，他依然对这些东西有着一种“隐性”的记忆，这种记忆是通过执行具体的行为来表现的。这种“隐性”能力让他可以慢慢地熟悉所要接受的治疗安排、医院的一些规定，熟悉一部分医护人员，并且让他能够作出判断，哪些人和事是自己喜欢的，哪些是自己厌恶的。

“显性学习”需要有关记忆的内侧颞叶保持完整，不能受到损伤；而“隐性学习”可以采用更原始的、更多样的途径，比如条件作用、适应性等。显性学习牵涉复杂的概念构造过程，大脑皮层的各个部分都要综合调动起来，从而构造一个统一的语境，或者叫做“情境”。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存在在大脑中只能保持大约一分钟的时间——这是短期记忆的时间界限——此后就会消失，除非可以被转化成为长期记忆。因此，高层次的记忆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牵涉到感知的传递、感知的综合，从短期记忆到长期记忆的转化。患者就是因为颞叶受到损伤，才使得这种转化机制无法完成。也正因如此，尽管格雷格能够精确地重复复杂的句子，而且在听到句子时能够理解，然而在三分钟左右，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只要注意力被分散一小会儿，刚刚记住的内容就被忘得一干二净，那些记忆似乎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神经生理学家拉瑞·史奎尔，一直是这方面研究的中心人物，他曾清晰地阐释过颞叶在短期记忆向长期记忆转化机制中发挥的作用。简单来说，大多数的这种转化机制都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几乎所有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偶尔，会突然忘掉一个本来印象深刻的想法，或者一个活灵活现的形象，但是只有那些健忘症患者，这种转化机制的不确定才被发挥到极致。

格雷格再也无法把当前的感知或瞬间记忆转化成长期的记忆，他把自己搁浅在了20世纪的60年代。在他接受新信息的能力被破坏之后，他在一定程度上也学着吸收一些新信息，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尽管这个过程非常缓慢，而且做得不够好。

被偷走的灵魂

在病房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没有任何自主的活动，这对格雷格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这种迟钝的状态，护士们最初称之为“孵蛋”。这种状况在寺院里也许会被看做是在冥想。而我感觉这就是一种严重的病理学上的“怠惰”，几乎完全没有心理活动，也没有心理影响。很难给这种状态起一个恰当的名称，它和“警惕而专注的清醒”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状态，和睡眠也不是一回事。它是空虚的，和精神的正常状态并不相像。这种状态让我想起一些患有脑炎后综合征的病人，他们也都同样有着严重的中脑损伤。一旦有人要和他们说话，或者他们身边有声音（尤其是音乐）的刺激，这些病人就会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突然一下子清醒过来”。

格雷格一旦被唤醒，一旦他的大脑皮层恢复了生机，人们就能看到他生气勃勃的一面以一种奇怪的**不羁的方式表现出来。在额叶的眶部（也就是靠近眼部区域的额叶部位）受到损伤时，也就是患有眶额叶综合征时，就会表现出类似的特征。额叶是大脑中最为复杂的一个部分，它并非是和运动或者感知等这些“低级”功能相关，而是与某种更“高级”的功能相关：它负责把所有的判断和行为，所有的想象和情感，最终集合成一种独特的身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性格”或“自我”。大脑的其他部位受到了损伤之后，人的感知力、行动、寓言或者一些特定的认知能力、记忆功能等，可能会受到相应的损害。但是额叶的损伤则与此不同，它不会影响这些具体的功能，而是会产生一种更微妙、同时也更深刻的变化，使得人们对自我的认知出现紊乱。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格雷格的父母在1975年最终见到他时，感到非常恐怖，不是为了他的失明、他的虚弱，或者他的迷糊和健忘症。他不仅仅受到了伤害，而且变得面目全非，用他父亲的话说就是，被一个模糊的影像或者被仙女偷换了，把“灵魂驱逐出了”。尽管声音、举止、智力表明还是格雷格本人，没有发生改变，但是“精神”、“存在”、“深度”早已不是他本人，只是一个化身，谈吐诙谐、轻佻、俏皮多变等物性占领了他的灵魂，成了过去那个庄重的灵魂的替代物。

这种谈吐诙谐，就是眶额叶综合征的一种典型症状。它在这类患者身上是如此惹人注目，以至于这种病还被赋予了另外的名称，叫做“戏谑症”。

在这种状态下，患者一种无可抗拒的倾向就是做语言游戏，说双关语。有一次，我在格雷格的房间里看到另外一个病人走过。我对格雷格说：“那是伯尼。”“伯尼是黑泥。”他打趣说。还有一天，我去看他，他正在餐厅里等着吃午餐。当护士宣布“午餐在这里了”时，他马上跟着反应说：“胃口要爽了。”当护士说：“我可以把你这只鸡的皮剥掉吗？”他马上说：“为什么不留下一点皮呢？”“哦，是你要吃这些皮吧？”护士有些迷惑。“不是啊！”他回答说，“我只是说说而已。”在一定程度上，他有些超常地敏感了，但这种敏感实际上是一种被动的行为，完全没有选择性，也没有焦点话题。这种敏感针对的对象也没有任何差别——宏大的、琐碎的、神圣的、荒谬的，全部都混合在一起，毫无差别地同等对待。在这些病人直接的没有预谋的（经常是嬉戏的）反应中，可能会存在一种孩子般天真的无拘无束和透明的感觉；也会有一种让人不安、觉得怪异的东西，因为有着即时反应能力的大脑（依然可以非常有智慧、有创造性）会失去连贯性、灵性和自主性，失去“自我”，使人彻底成为每一种情绪的奴隶。法国神经学者弗朗索瓦·莱尔米特曾提到，在这种病人身上有一种“环境依赖综合征”——病人无法让自己和周围的环境保持一种心理上的距离。他捕获了周围的环境，同时也被周围的环境捕获，他无法把自己和周围的环境区分开来。

做梦和行走，对正常人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行为方式。做梦的时候，一个人是在睡眠状态，人与外界的感知和行动之间的联系都完全中断了；而在行走状态下，人们对外界的认识直接受到外部实际状况的约束。但是，对格雷格来说，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似乎已经垮掉了，结果就形成一种走路就像是在公共场合做梦的行为，在行走中，梦幻般的奇想、信号都会激增、扩散，并与大脑在行走中的感知交织关联。3这些关联充分展示了奇想的作用，明确地说就是生理反应——错乱、浓缩、“多因素决定”。弗洛伊德认为，这些就是梦的特点。

所有这些都让人非常同情格雷格，他经常处于这种半梦半醒的中间状态，如果正常的控制和思考的选择性都消失了，那么就只剩下奇想和智慧，一半是自由、一半是抑制的状态。这种状况肯定是一种生理上的病态，但其中还有原始的、孩子般的、逗笑的成分。格雷格的怪诞，时常口吐格言的讲话方式，加上他那看上去非常平静的外表（实际上是平淡乏味），都让他完全成了一个幼稚和智慧的结合体，让他在病房中取得了特殊的地位，含糊不定却又受人尊敬，一个“神圣的傻瓜”。

作为一名神经专科医生，我还是想说一说格雷格的症状的缺陷。我使用的这些词并不一定能充分地描述出他的情况。我感觉他已经成了另外一种类型的人，尽管他的额叶组织受到了损伤，这种损伤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但是这也给了他另外一种身份或者性格，尽管是一种有些古怪，或者说有些原始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