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我们到红场上散步，史蒂芬被眼前新奇的景象所吸引，他一边好奇地拍照，一边欣赏周围的建筑。路人都转过身来看着他——显然，黑人在莫斯科是很少见的。为了画斯巴斯克塔，他选了一处地方，并让玛格丽特把他的凳子精确无误地放在这个地点上。不是那儿，也不是那儿，就是这儿——他俨然已经成为主人了。在红场的中央，他的身影显得很瘦小，头戴皮帽，手上戴着一副海蓝色的毛手套。成群的游客在五月灿烂的阳光下涌过，有些人还看了看史蒂芬的画板，而史蒂芬却旁若无人地继续描绘着。他还一边画，一边哼着小曲。他拿笔的姿势颇为与众不同，还有点笨拙，就像孩子一样，把笔放在中指和无名指中间。他还一度咯咯地傻笑，原来他是不断地想起电影《雨人》里的一幕（他说：你不敢开车！）。玛格丽特就坐在一边说着鼓励的话——“很好！真聪明！”——还从美学和建筑学角度给他点指导。史蒂芬根据她的建议仔细观察了塔。某种程度上，她扮演着一位协作者的角色，尽管他的才能与众不同、卓尔不群，但他依然希望从玛格丽特那儿得到赞赏与肯定。
之后，我们参观了历史博物馆，这是一位英国建筑师设计的折中主义的红砖建筑。玛格丽特指示史蒂芬：“注意观察这座建筑。好好研究，并理解这座建筑的风格——我想你过后能根据记忆画出它。”但史蒂芬之后却画出了与历史博物馆迥然不同的一幅画，画中出现了几个洋葱形状的尖顶，这在现实中是没有的。
我起初怀疑这可能是记忆缺陷导致的，并问他是否能根据记忆画出圣瓦西里大教堂。他立刻画了一幅漂亮的素描，所有细节都准确无误，而这只花了两分钟的时间。后来他又开始画某大型购物广场的一个长廊，这幅画他只用了喝一杯可乐的时间，他在宾馆里一边喝可乐一边画，非常怡然自得。他甚至连商店的标志都记下来了，尽管这些标志都是他看不懂的西里尔字母。显然，这并非是他记忆力的问题。
我和玛格丽特都想弄清楚史蒂芬画历史博物馆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当他试图记住这个建筑之时（红场上的警察让他十分紧张），被问到觉得怎么样时，他也只是说“还好”（这表示他并不喜欢）。我想史蒂芬给它加上一个洋葱式的穹顶，只是为了看起来更引人注目，然而这一切都使得画出来的建筑看起来很不真实。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宾馆餐厅碰面时，史蒂芬兴奋地跟我打招呼：“你好，奥利弗!”相当热情激动，至少我感觉是这样的。然而我并不确定——这仅仅是一种社交本能吗？伟大的神经病学家库尔特·戈尔德施泰因描述过另一个患自闭症的男孩：
他开始喜欢上了一些人……然而同时，他的人性依旧很淡漠，对情感的回应也很草率。如果他在几个月内不时地遇见某个人，他就会以同样不带人情味的方式跟那个人打招呼和道别，仿佛只有在实际接触时联系才是真实的……这是一种毫无感情内涵的联系。
在一家旅行社的商店里，我买了一块琥珀。史蒂芬冷漠地瞥了一眼，看来它的外观并没有吸引他。我摩擦了几下，给他看上面产生的静电反应。现在它开始吸附碎纸屑了，当我把琥珀放在离那些碎纸屑几英寸的地方时，纸屑立即被吸附住了。他的双眼因震惊而睁大；他拿过我手中的琥珀，自己演示这个静电效应。但是接着他的好奇似乎消退了。他并没有问这是怎么回事，也没问为什么，我解释的时候他似乎也不感兴趣。我因为他表现出内心的震惊而兴奋，以前我从没见过他真正地惊讶，但是后来这种震惊却淡化了，消失了。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个不祥的兆头。
晚饭时，史蒂芬一边笑一边给桌前的我们画了一幅漫画，画中的他亲自给我扇着风。（我很怕热，他总能看见我拿着一把日本扇子扇风。）画中的我屈服在扇子的威力下，而他自己则掌控全局，高大、有力，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用象征的表现手法。
因为和史蒂芬一起旅行，一起生活了五天，我非常了解他生理上是多么脆弱，他的状态是多么容易波动。有时，他会被周围的环境激发，然后做一些出色的、滑稽的角色扮演；有时，他又会陷入深深的自闭中，即使有回应，也只是一些机械的重复，像个机器人。这种波动通常会持续几个小时，少数情况下会延续好几天，对于患有典型自闭症的孩子来说，这是很普遍的，尽管没人了解其中的原因。有人告诉我，史蒂芬小时候这种症状更加严重。
俄罗斯之旅
第二天我们登上了圣彼得堡一日游的列车。玛格丽特带了一大篮干粮，即便全车厢的乘客和我们一起吃都绰绰有余。列车开动后我们开始吃这顿过早的早餐，为了赶这趟早班车我们5点钟就离开旅馆了。就在玛格丽特打开篮子的时候，史蒂芬猛地将头探过去，急切地闻着篮里飘出的香味。这让我想到了我的一些脑炎后遗症患者和一些图雷特综合征患者，我曾见过他们有类似的嗅觉行为。我突然意识到或许史蒂芬的嗅觉世界和视觉世界一样生动，但是我们却无法用语言或任何方式来表达它们。
史蒂芬不太确定地盯着我们的煮鸡蛋。有没有可能他从来没剥过鸡蛋呢？出于好玩，我拿了一个鸡蛋，在自己头上敲碎，史蒂芬高兴极了，大笑起来。他从没见过用这种方式将煮鸡蛋剥开，他又给了我一个，想看看我还能不能再做一次，接着，为了再次确定，又在他自己头上敲破了一个。在这个“敲蛋”过程中，有些事发生了，我觉得史蒂芬更愿意和我相处了，因为他看到了我有多顽皮，多可笑。
吃过早饭，我和史蒂芬玩了些文字游戏。他对“我是间谍”游戏相当擅长，当我提示他“我是间谍，在搜寻以C开头的东西”时，他很快就一口气说出了“coat（衣服），cat（猫），cafe（咖啡馆），coffee（咖啡），cool（凉的），cup（杯子），cigarette（香烟）”。他也很擅长将不完整的单词补全。然而，不管看过多少次演示证明，他在16岁时还不能判断不同高度的容器中的容积守恒，而据皮亚杰研究表明，大多数儿童在7岁时就掌握了这一概念。
列车穿过几个小村庄，沿途有木制的房屋、彩色的教堂，让我觉得仿佛置身于那百年不变的托尔斯泰的世界。当史蒂芬专注地看着这一切时，我想到了一定会在他脑海中浮现的成千上万幅图像——他可以将所有这些图像用画面和插图表现出来，但是我怀疑，没有一幅图可以在他的大脑中合成为总体的印象。我总觉得整个视觉世界就犹如一条河流，流淌过史蒂芬的大脑，没有意义，没有被吸收，更不会成为他的一部分。尽管他也许保留了他所看到的一切，但是这种保留是外部的，未经整合的，无法相互依赖、联结、修改，也无法与其他事物相互影响。我想到了他的理解力，他的记忆力近乎是机械的，就像一座巨大的仓库或是图书馆，或是档案馆，甚至没有编索引或门类，没有分类存放，所有的东西也许就像在计算机的随机存取卡里一样，都是即兴找到的。我发现我把他看成了一趟列车，一枚感性的导弹，在生活中穿行，观察着，记录着，但从不“盗用”，他就像时光的传输器，但自己从不会被生活经历改变、填充。
当我们到达圣彼得堡时，史蒂芬觉得该画画了。“铅笔，玛格丽特，亲——爱的。”他说。我被这声“亲——爱的”给逗笑了，这是典型的玛格丽特式的说法，我不知道他是无意中说出的，还是有意识的诙谐的模仿。列车很颠簸，我只能做些简要的记录。但是史蒂芬却可以照常作画，不受丝毫影响，和平常一样迅速流畅；之前在飞机上时我曾对此感到很惊讶。他看起来很笨拙，但似乎他本能地学会了一些运动技能，就像一些自闭症患者所做的那样。在阿姆斯特丹，他曾毫不犹豫地走上了通往船屋的狭窄的踏板，他之前从没这样做过。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年轻人，他在马戏团看过别人走钢丝后，突然就可以熟练地、无畏地走在钢丝上。
在11个小时的漫长旅程之后，伴随着俄罗斯乡村风景在我们眼前慢慢展现，我们终于到了圣彼得堡的一个大车站，沙皇时期的那种辉煌已荡然无存。在这个北方的不眠之夜里，从我们旅馆的窗户边可以看到明晃晃的白夜，看那些低矮却精致的18世纪的建筑，感受着欧洲的文明。史蒂芬迫不及待地想看白天的景象，并决定第二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画下来。当他开始画的时候我并不在房间里，后来玛格丽特告诉我，他刚开始时画错了，但是却很有趣。他画了一艘著名的古老的巡航舰“极光”，停泊在涅瓦河畔，但是它和另一边的建筑却不成比例。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说：“我要重新画，这个不好，不能这样。”他撕下了另一张纸，重新开始画。
船和建筑之间最初那种明显的不协调让我想到了他作品中的另一些不太明显的不和谐，想到了他会在画中运用多种透视法，而这些总是无法相互协调。
那一天的晚些时候，我们到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无意中发现我们赶上了一场俄罗斯传统婚礼。唱诗班是一群瘦削的衣衫褴褛的人，领唱是一位蓝眼睛的盲人妇女。但是他们的歌声真是太棒了，简直就是天籁，尤其是那个男低音。我和玛格丽特都觉得，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古拉格集中营的逃犯。玛格丽特以为史蒂芬没有被他们的歌声影响，但是我的感觉却相反，他被深深地感染了。这说明有时要知道他的感觉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我们在圣彼得堡活动的是参观冬宫博物馆，但是史蒂芬对于那里令人惊叹的画作的反应有些幼稚。“它究竟是怎么一块一块画出来的啊？”玛格丽特在说一幅毕加索的画，画中一个女人歪着头。史蒂芬仅仅问了句：“她脖子疼吗？”
玛格丽特告诉史蒂芬，要格外注意马蒂斯的《舞蹈》，但是他盯着那幅画整整30秒，也没表现出兴趣。回到伦敦，玛格丽特建议他把《舞蹈》画下来，他毫不犹豫地画了，画得极好。只是后来有人注意到画中有种奇特的结合（还是由观察力敏锐的威廉姆森先生注意到的）：史蒂芬画中的舞者采用了冬宫绘画中的形态，但是却赋予了他们这幅画的另一版本的色彩（这一版本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中展出）。后来才知道他妹妹安妮特几年前送给他一幅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中《舞蹈》的海报，而现在他将“美国”的色彩加在“俄罗斯”绘画中。人们也许会想这是不是一种记忆的失误或混乱，但是我怀疑史蒂芬只是贪玩，决定要赋予冬宫博物馆的画作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色彩而已，就像他决定给历史博物馆画上洋葱形的屋顶一样（或者给我的房子画上烟囱，或在另一幅画中给洛克菲勒中心的普罗米修斯画上）。
经过一天的游览和绘画，我们疲惫地离开冬宫，回旅馆喝杯茶休息一下。玛格丽特觉得史蒂芬需要一点娱乐，就对他说：“你来当老师，你，奥利弗，当学生。”
史蒂芬眼中闪着光芒。“从两个中拿走一个，还剩几个？”他问。
“一个。”我立刻回答。
“很好！那20减10等于多少？”
我假装想了一会儿，说“10”。
“非常好！”史蒂芬说，“那60减10呢？”
我努力地思考，紧皱着眉。“40？”我说。
“不对。”史蒂芬说，“错了，再想！”
我试图用上我的手指来表示10的倍数。“知道了——50。”
“没错，”史蒂芬带着赞赏的微笑说，“非常好。现在算40减20。”
这可真难啊。我整整想了一分钟。“10？”
“不对，”史蒂芬说，“你得集中精力！但你做得不错。”他友善地补充道。
令人震惊的是，这一幕恰恰是模仿一堂给智力迟缓儿童所上的算术课。史蒂芬丝毫不差地模仿了那些出于善意却故意屈尊的教师的声音和手势，尤其是我的（让我感觉有些不舒服），就像我在伦敦给他做测试时一样。他并没有忘记这个。这对我来说是个教训，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告诫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他。这种角色转换让史蒂芬很高兴，就像他那幅给我扇扇子的漫画一样。
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次俄罗斯之旅还是很愉快，很令人兴奋的，但也有伤心和失望。我本来希望能够完全击破史蒂芬的自闭症，完全深入地了解这个人，了解他的思想，但是最终只触到了微不足道的表象。我本来希望，这或许有些多愁善感，希望获得他更多的感情。在听到那声“你好啊，奥利弗！”时，我的心跳跃着，但却没有下文了。我希望得到史蒂芬的喜爱，或至少把我看成一个特别的人，但是并不是说他不友好，只是他的态度千篇一律，甚至包括他那冷漠的机械的礼貌和幽默感。我本希望有些互动，然而，他却让我了解了自闭症儿童的父母面对一个毫无反应的孩子时的感受。某种程度上，我仍然想要一个相对正常的人，既有某种天赋，也有某些缺陷，现在我却有了截然不同的感觉，几乎像变了一个人，这种想法以它独特的方式发展着，不受我自己任何规范所束缚。
然而有时候——敲鸡蛋时，玩老师和学生游戏时——我能感觉到我们之间的情感联系，所以我仍然希望能与他建立某种关系，因此每次我去伦敦都会去看他，大概一年有几次。有一两次我仅仅和史蒂芬出去散散步。我仍希望他可以释放自己，将自然的、“真实的”自我展示给我。尽管他总是会用那句“你好啊，奥利弗！”来跟我打招呼，但他还是像以前一样，那么客气、严肃、疏远。
然而我们确实有一种共同的热情，即喜欢辨认汽车。史蒂芬尤其喜欢五六十年代的大敞篷车。而我最喜欢的车则是我年轻时代的跑车——布里斯托、弗雷泽·纳什、老捷豹、阿斯顿·马丁。我们两人在一起时，几乎可以认出路上行驶的所有汽车，我觉得史蒂芬在辨认汽车时就会把我当成同伴或盟友——这已经是我们所能达到的最亲密的程度了。
《浮城》于1991年2月出版，很快便成为了英国畅销书榜首。史蒂芬得知后说：“太好了！”他似乎不受影响或是不理解那已经是这本书所能达到的顶峰了。当时，他正准备去一所新的技校学习如何当个厨师，如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以及开始学习一些独立生存的技能。但星期日还是奉献给了绘画，不管是不是受委托而作，他周末的作品越来越多。
抽象的缺乏
史蒂芬的艺术天赋常常让我想起马丁，我在20世纪80年代遇到的一个智力发育迟缓的音乐和记忆天才。马丁喜爱歌剧——他父亲曾是一位著名的歌剧演员——每部歌剧他只听一遍就能记住。“我会唱两千多部歌剧。”他曾告诉过我。但是他最喜欢巴赫，我觉得很奇怪，这样一个简单的人竟有如此狂热的激情。巴赫是那么的聪明，但马丁却是个弱智。直到我听了大合唱，戈德堡变奏曲和圣玛利亚颂歌之后，我才意识到不管马丁的综合智力多么的有限，他在音乐方面的智商足够他欣赏巴赫音乐中的结构规则和复杂性，欣赏错综复杂的对位和赋格曲，他的音乐天赋不逊于任何一位专业的音乐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