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普探讨过这一问题，还曾写过一篇经典的专题论文。她注意到，屠宰场的雇员很快培养出一种自我保护式的冷漠，开始用纯粹机械的手法屠杀动物。“负责屠杀动物的人工作起来就仿佛在给传送带上的箱子贴标签。对于自己的行为他不带丝毫感情。”其他人，她揭露到，“开始享受杀戮……并且有意地折磨动物。”说到这些态度，谭普想到了其他类似的事情：“我发现对待动物的方式和对待残疾人的方式很类似。佐治亚就是一个疯人院——他们对待残疾人的态度比对待动物还糟糕……允许死刑的州对动物和残疾人来说都是最糟糕的地方。”
这些都让谭普盛怒不已，同时也使她十分关注人性化的改革：如同想要改变肉食加工产业中对牛类的手段一样，她也想要改革人们对待残疾人，尤其是自闭症患者的态度。（杀死动物的唯一合适的、能对动物表现敬意的方法就是用宗教的、神圣的手段。）
从屠宰场出来真是一种解脱，那里恶心的味道渗透到屠宰场的每一个角落，我不得不收腹屏息，尽力不要呕吐出来；走出那里，呼吸着清冷、洁净、没有被血和垃圾的味道污染的空气真是极大的解脱；摆脱杀戮的念头，精神上也是一种巨大的解脱。开车离开的路上我问了谭普的想法。“没有人应该一直屠杀动物。”她说，并且告诉我她已经写过很多文章论述职员流动制的重要性，这样他们就不会一直从事杀戮的、血腥的或者驾驶性的工作了。她自身也需要其他的气氛和工作，这些则构成她生命中关键而愉快的部分。因为她对动物兽群的心理和行为的理解，不仅世界各地的饲育场和屠宰场纷纷向她求救，还有远方新西兰的牧羊工人和一些狩猎场和动物园的经营者。我觉得她也许喜欢在非洲大草原上度过一段时间，做一名象群、羚羊或角马等动物的顾问。但是，她是否能像了解牛群那样去了解猿类呢（猿类已经有一些“心智”了）？或者她会发现它们令人困惑、难以理解，如同她在孩子和其他人类身上发现的特点。“我能感受到农场动物的行为。”她后来说，“而对于灵长类动物我只能从理智上去理解。”
谭普对牛的感情最深，面对它们她总有款款柔情和丝丝怜悯，如同爱一样的感情。在我们驶往下一站（一个饲育场）的路上她一直谈论这个话题——在斜槽中拥抱牛的时候她能感受的柔情，她如何试图把平静传输给牛，在它们生命的最后时期带给它们安抚。对她来说，在动物的最后时光安抚它们是半物质、半神圣的，这也是她竭尽全力想要教给屠宰场斜槽管理人的东西。她告诉我一个关于屠宰场经理的故事。这个经理本来很排斥她的这些建议，然而看到谭普安抚**的动物之后，他也折服于谭普的力量，所以她工作时这个经理就会从屋顶的洞向里窥探而不让她察觉。这个故事发生于她在南部屠宰场做顾问的时候，全部的场景以及故事的背景都不断在她的头脑中重演：那个下午她向我讲了6次这个故事，每次都很详尽，而且几乎用的是同样的词句。
我既惊诧于她的记忆力和事件再现的清晰生动——她似乎在头脑中播放它，不遗漏一个细节——又惊讶于故事不可磨灭的特质。故事似乎就是原始现场，它带来的感受（以及相伴的情感）被复制、重演而没有一点更改。在我看来，这种记忆力的特质（在某些方面与史蒂芬·威尔特希尔有些相似）既是奇异的又是病态的——奇异是因为它的细致，病态是因为它的定力——它更像是一种电脑记录而非其他。谭普自己也常常提起自己记忆力与计算机的相似性：“我的思想就像是电脑里的硬盘，像是快速存取的录像带。但是一旦提到某个场景，我就必须整体重播。”例如，她不能仅仅关注在动物的最后时光安抚它们的场景，她必须在头脑中播放整个过程：从动物进入斜槽、缓步前行（没有“快进”，这一段大约要播放两分钟），直到喉管被切断之后动物死亡、倒下。“《侏罗纪公园》里的电脑做的任何事情我都能做，”她接着说，“只要头脑中有材料，我就能做所有的事情……我的大脑里真的有那种机器。它在我的思想里运作。我播放磁带——这是一种慢性思考的方式。”她在工作方面的思维方式更为理想。她在自己的思想中设计最为精致的设备，把该系统的每一个零部件视觉化，用不同的方法排列它们并从不同的视角观察，由近及远。一旦设计完成，她将在思想中“按动模拟按钮”，即想象整个运作中的工厂。在模拟中会暴露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当这些发生时，她就会精确地找出问题所在，修改设计后再作一次模拟，如果需要的话重复几次模拟过程，直到设计得完美无缺。只有这一切在她的头脑中明晰之后她才能绘制真正的蓝图。这时就无需再多加注意，剩下的都是机械工作，足以应付。“一旦把最基本的东西规划出来之后，我就能把它画到纸上。我可以听着电视机里的声音，但是不带任何感情。我只是启动我的阳光工作站来做这件事。”
但是当她进行其他思维方式——象征性思维、概念思维或抽象思维——的时候，这种模拟或者具体的想象就不再适用了。为了搞清楚谚语“滚动的石头不长苔”的含义，她说：“我必须播放石头滚动的录像，然后甩掉上面的青苔，才能明白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概括之前她必须要先具体化。在学校的时候，她无法明白《主祷文》，直到她看到了具体的影像：“能量和辉煌”是高压电线和炫目的太阳；“侵入”就是……在树上挂着一个“禁止入内”的标识。
努力理解自己的人
在她的自传，更精确地说，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发表的一篇30页的论文中——《我作为一个自闭儿童的经历》，1984年刊登在《分子行为精神病学》期刊上——谭普更为简洁地描述了儿童时代的经历：那时候她就已经在空间测试和视觉测试方面名列前茅，在抽象和顺序检验中成绩则很差（这样的纪录是自闭症患者的典型特征，他们在所谓的智力测试中表现很不平均）。在一些情况下，这样的分数具有误导性，谭普写道，本来对她来说很难的题目，如果她用“正常人”的方式去做就会变得简单，因为她可以用特质的、视觉化的方法去做：句子、诗歌以及数字串都可以即刻产生视觉图像，这才是她要记的，而不是那些单词和数字。本来她没有办法进行复杂的运算，但是在她把它们变成视觉图像之后，则有可能达成了。
视觉思维本身就是反常的，然而谭普很快就指出，她认识几个不是自闭症患者的人——工程师、设计师——需要也能够做到在思想中设计图样，然后用模拟的方法调试它们，就像她一样。的确，她往往与这些人相处融洽，尤其是她的朋友汤姆。他就像她一样是一个强大的、有创造力的视觉思考者，而且同她一样的离经叛道、调皮、喜欢恶作剧。“我和汤姆十分投缘，”谭普说，“虽然这是一种孩子式的投缘。”但是最重要的是，她喜欢和汤姆一起工作，这也是“幼稚的”，但是幼稚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力。“汤姆和我都是小孩子，”她说，“水泥是成年人的泥巴，钢铁是成年人的纸板，建筑就是成年人的游戏。”
谭普的话很有感染力，创造力和儿童游戏之间动人的类比不禁使我感叹谭普是在健康地发展着。当她谈起和汤姆的关系时我也感动了。我想知道她是否真的爱他，是否想过跟他发展两性关系甚至嫁给他。我问她是否曾经发生过性关系、是否约会过，或者是否曾经坠入爱河。
“没有。”她说。她是一个独身主义者。她也没有约会过。她觉得那种交往复杂得令人发昏而且难以控制；她也从不确定自己说过什么、暗示过什么，或者对方问过什么、期待什么。这种时候她不知道对方来自哪里，不清楚对方的假定、前提或者意图。这对于自闭症患者来说是普遍现象，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他们有性感觉也很难成功地约会或者发生性关系的一个原因。
但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是否真正约会过或者发生过关系。“我从来都没有坠入情网，”她告诉我，“我不知道狂喜地坠入爱河是什么感觉。”
“那么你认为‘坠入爱河’是什么感觉呢？”我问她。
“也许是一种意乱情迷的感觉吧——如果不是，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想，“坠入爱河”这个词代表了过分强烈的感情，也许不是一个合适的说法。我修改了我的问题：“爱”是什么？
“关爱他人……我想柔情与此有关。”
“你关爱过其他人吗？”我问她。
回答前她犹豫了一会儿。“我想，很多时候，这正是我生命中缺乏的东西。”
“痛苦吗？”
“是的……我想。”然后她接着说，“拥抱牛的时候，我在想，我是怎么了？我在猜这是不是就是爱……此刻它不再是理性的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渴望着爱，但实际上她无法想象出钟爱另外一个人是什么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室友会迷上我们的科学老师。”她回忆说，“她的感情太过强烈了。我想，他很好，我能明白为什么她喜欢他，但是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了。”
在其他的方面，她的“迷恋”能力、强烈的情绪反应似乎也是丧失的——不仅仅是对于其他人。因为谈论完她的室友之后，谭普立即说：“就像音乐——我并不迷恋。”她有音高辨别力（正常来说这很稀奇，但是在自闭症患者中却是相对普遍的），她补充说，而且有精确牢固的音乐记忆力，但是总体上说，音乐并不能感染她。她发现音乐很“美”，但是除了表象的联系外，它并不能唤起她灵魂深处的东西。“每当我听《幻想曲》的时候，就能看见翩翩起舞的笨河马。”不是音乐不能“唤起”她，而是她无法“接收”音乐，她说，她根本不知道它在表达什么。人们也许会猜想，除了音高辨别力和敏锐的听力之外，谭普其实对“音乐”一窍不通；然而她不仅只是对音乐没有深刻的、感情的、主观的反应，她对于很多的视觉景象也缺乏感情上的或审美上的反应：她能精确地描述它们，但是在思想深处它们并不能唤起任何强烈的感情。
谭普自己的解释完全是机械化的：“情感的线圈没有接通，这就是问题所在。”出于同样的原因，她也没有潜意识，她说，她不像正常人一样会压抑记忆或者思想。“我没有压抑的记忆，”她断言，“你有封锁起来的记忆。我没有那么痛苦的回忆需要深锁起来。没有秘密、没有上锁的门——没有什么是隐藏的。我能推断出别人都有一个私密的角落，所以有些事情是他们不能谈论的。杏仁核封锁了海马的资料。而对于我，杏仁核并不能产生足够的情感封锁海马的资料。”
我大吃一惊：“或者是你错了，或者是在心理结构上你与别人有近乎不可思议的差异。反正压抑是人类共有的情感。”虽然这样说，我还是不太确定。我可以想象在某些机能条件下压抑可能不会发展，或者被损毁，或者被征服。卢瑞亚的记忆术研究者就是这样的，他虽然不是自闭症患者，但却有着清晰得无法消除的记忆——即使有的相当痛苦。如果我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从生理学上讲，这些记忆本来是可以被抑制的。我自己也有一个病人，他的大脑额叶受到了损伤，从而释放出许多埋藏很深的记忆——他曾经是一个谋杀者的记忆——从而强加给他许多恐怖的意念。
我的另外一个病人是位工程师，他的大脑额叶由于大出血而大面积受损，我经常看见他读《科学美国人》月刊。他还可以理解其中的大部分文章，但是它们不再能唤起他的惊异感——以前这种感觉是维持他对科学的激情的关键因素。
神经学文献中描述的另外一个人曾经是一位法官，大脑里的子弹碎片毁坏了他的大脑额叶，结果他发现自己的情感也因此被完全剥夺了。人们可能猜想没有了情感，也就远离了相伴它的偏见，如此会使他成为更为公正的——而且的确是更为合格的——法官。但是他很有真知灼见；他辞掉了法官的职务，因为他不能再以同情的心态去理解相关人员的动机，而且正义不仅包括理性，也包括情感，所以他觉得自己所受的损伤已经让他再也不可能做一名合格的法官了。
这些案例都表明了我们生活的情感基础是怎样被神经损伤削弱的。但是关于自闭症患者情感问题的解释，需要更为谨慎的态度；尽管谭普有“情感线圈”或者杏仁核的解释，然而他们的情感世界绝对不会是彻底的冷漠或者一片空白。自闭症患者可能会有汹涌澎湃的激情、高度关注的兴趣或者幻想，或者就像谭普一样，对某一领域拥有几乎无限的柔情和关怀。在自闭症中并不是整体的情感有缺陷，而是当它与复杂的人类经历，尤其是社会经历相关联时，或者与一些外部因素，如审美的、诗歌的、象征的情感相关联时，会产生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