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写这篇序的缘故，仔细阅读了奥利弗·萨克斯的生平，发现其实我早就与他有些联系。萨克斯的研究理念，可以说师承苏联神经科学家卢瑞亚，而这位前辈，曾经因为在大脑皮层功能研究领域的探索性研究，被我三年前的博士论文多次引用。

四五十年前，关于神经系统可塑性的研究，还远没有现在这么深入，大脑内“神经线路”的联系，一旦固定还能否改变，还没有一个笃定的结论。卢瑞亚和萨克斯认定大脑有“卓越的可塑性、惊人的适应能力”，而且这些“不仅仅是在神经或感知障碍的这种特殊（而且经常是令人绝望的）环境下才会出现”，他们主张不单单要面对来问诊的病人，更要看到处在日常生活环境中的病人。这些见地，在当时的情境下，可谓先锋。

萨克斯和卢瑞亚的交情，始于1974年前后的一段通信。那年萨克斯在挪威的一个边远山区，遭遇了一头愤怒的公牛，情急之下他急转逃生，一脚踩空，左腿肌腱断裂，神经损伤，造成了严重的残疾。他慢慢发现这条腿仿佛不再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奇异的遭遇让他以一个病人的视角审视自己的身体和心理。他将之称为“医学的机缘”。正是因为这个机缘，他和卢瑞亚讨论起人体的整体机能，关于个体和环境的联系。卢瑞亚鼓励说“你正在揭示一个全新的领域”，这样的信件给了他极大的支持。

萨克斯的这段遭遇，后来被写成《单腿站立》一书，于1984年出版。事实上，从1973年起，他就开始以亲身的医患经历，写作了一系列的“医疗轶事”，《觉醒》、《错把妻子当帽子》，这些都成为世界范围的畅销书。他将病患案例文学化，将虚构与真实融为一体，饱含同情，着力描写患者的各种身心体验，给读者打开一道通往奇异世界之门。这一系列的书，获得了极大成功，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萨克斯目前就职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为顶尖医师的同时，也成为了著名的畅销书作家，被称为“脑神经文学家”，被《纽约时报》誉为“医学桂冠诗人”。

萨克斯的书中描写了很多例“病感失认症”，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话题。由于中风或其他原因，病人可能无法辨认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甚至觉得那是别人的。他们会在火车上指着自己的手对邻座说：“对不起，先生，您把手放在我膝盖上了。”即便被旁人提醒，这些可怜的病人都很难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对自己身体的错误感知，有时会发展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记得英国《卫报》曾有个记者写到自己的遭遇，他有天早晨起来，感觉“自己跟电视机遥控器一样高”，“脚陷进了地毯里”。此后，他时不时被猛然抛进童话世界：手指变得有半里长，走到街上，路旁的车看起来像威尔士矮脚狗那么大。有时办公的时候，身体突然缩小，椅子变得好大，感觉自己就好像走进了仙境的爱丽丝。还记得阿兰·德波顿描写过一个家伙，他把自己当做一个煎蛋，始终不敢坐在椅子上，后来有个朋友出了个招，在椅子上放了块面包。如此，他终于肯把自己像三明治一样放在椅子上了。

萨克斯将神经病学的理论和案例深入浅出地写进书里，既轻盈又沉厚。本来，神经病患，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类与自己很少发生关联的遥远而陌生的群体。萨克斯以客观平等的态度看待他们，与他们交流，在书中展现了他们的心灵世界。那是另外一个伟大而奇异的境界。每一个患者，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值得尊重的人格世界，有着我们未必能够达到的宁静和辽远，甚至是通透。

每一本萨克斯医生的书都可当做非常精彩的医学传奇集。《错把妻子当帽子》展现了24个脑神经失序的患者，这本书大多数讲述的是“白痴天才（或称白痴学者）”的事迹。这些故事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告诉我们，“病”这种东西，未必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缺陷、不适与疾病，会产生出另一些发展、进化与生命的形态，激发出我们远不能预料的创造力。普通读者能通过阅读这些故事感受到人类心智活动的繁复和奇妙，更能以新的眼光重新发现日常与人生。《火星上的人类学家》描写的则是另一种“变形记”。书名同题文写的则是一位自闭症患者、杰出的动物行为科学家谭普·格兰丁。一方面，她有韧性、真诚、坦率、非常敏锐，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病症带来的情感缺陷，使得她在感知情绪时会有障碍，在社交中常感困惑。文中也提到阿斯伯格综合征——因为去年的一部动画片《玛丽与麦克斯》而让影迷们熟知的病症。阿斯伯格综合征和自闭症的关系，学界尚不是很清楚，两者有类似的症状，例如人际交往障碍、刻板、重复的兴趣、自我中心。然而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更不易被发现，他们在外在表现上很难与正常人区分开。影片中的麦克斯就是一个四十四岁的肥胖古怪的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不擅长交际却又渴望温情。我们自认为是正常的地球人，将这些病人视为“火星人”，其实我们又何尝不被他们当做是“外星人”呢？又何尝不处处表现出怪异的举动呢？这正是萨克斯想告诉读者的。

萨克斯的“小说”谈的不仅仅是猎奇的故事，他探讨的是人性的无限可能性，人与人之间微妙的超越我们现有认知的关系，他希望“火星人”与地球人相互了解，相互表达。这是萨克斯文学的珍贵之处，也是中信出版社这套书的珍贵之处。

姬十三（科学松鼠会创始人、神经生物学博士）

想象之外的国度

现在，我是用左手在写作。我不是左撇子。一个月前，我的右肩动了手术，右手不是不能用，而是医生不允许。我写得很慢，很笨拙——但是每过去一天，我就会写得更轻松一点，也更自然一点。我是在适应、在学习，自始至终——不仅仅是用左手写字，还做很多右手方便时都不会去做的事情，比如为了弥补一只胳膊吊着绷带的不便，我可以用脚趾抓东西，而且非常娴熟。在一只胳膊无法动弹时，头几天，保持身体平衡就成了大问题。但是现在，我能自如地行走，身体已经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方式。我正在形成与过去不同的行为模式、不同的生活习惯——一个完全不同的我，至少在这个特殊的领域是这样的。在我的大脑中，一定有一些程序或者线路发生了变化——神经突触的重量、连通性，或者是信号（尽管大脑成像方式尚未灵敏到能显示出这些）。

我的这些适应性变化，尽管也有一些是蓄意的、有计划的，有些还是通过多次失败的尝试最终才学到的（在第一周，我左手每一个手指几乎都被弄伤了），然而绝大多数的变化都是无意识地自发完成的，对于这个程序调整的机制，我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我是如何又能正常行走的）。下个月，如果不出什么意外，我就要开始再做一次调整，使用自己的右臂，重新把它还原成我身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再次变回那个惯用右手的人。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这种康复完完全全是一个简单的、自主实现的过程，就像受伤的组织自发愈合那样——它会牵涉到整体的肌肉组织和姿势的调整，对新步骤所做的顺序调整，是一个新的康复路径。我的外科医生非常善解人意，他也曾经做过同样的手术，他告诉我说：“没有什么通用的指导方针、限制和建议。所有具体的注意事项，你都可以自己找到。”我的理疗师杰伊也有过类似的说法：“每一个人的调整和适应过程都是不同的。神经系统会自己找到路径。你是个神经科医生，你总能看到这样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