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忧国的人，总是你瞅我我瞅你，哀叹：“唉！中国人没有政治思想！”是这么回事，我们中国人的确没有政治思想。但即使这样，我以为今后的中国，大患不在于没有思想，而在于没有能力——任何方面都是这样，尤其是政治方面。简单些的思想，听别人嘴上讲讲就可以掌握；复杂些的思想，钻研一番就可弄通。通过听别人讲学习思想，几个月就能见效果；通过钻研书本学习思想，几年就可以见成效。所以要让一个没思想的人转变为有思想的人，这事还比较容易；而要让一个没能力的人转变成有能力的人，这事真的很难。
十年前朝鲜的东学党，跟三十年前日本的尊攘家，在思想主张方面有明显的高低区别吗？为什么日本能改革，而朝鲜不能？是因为朝鲜人的能力，比不上日本。十九世纪初南美各国寻求独立，跟十八世纪末北美合众国寻求独立，在思想主张方面有明显的高低区别吗？为什么北美能秩序发达，而南美不能？是因为南美各国人的能力比不上北美。路易十六时代法国的革命，跟查理一世时代英国的革命，在思想主张方面有明显的高低区别吗？为什么英国人能得到完全立宪政体，而法国人不能？是因为法国人的能力比不上英国。如果说光靠思想就可以自立，那么古代波斯人的思想力，不比阿拉伯人差；中世纪罗马人的思想力，不比峨特狄人差；即便印度人的思想力——据心理学家论述——也完全可以跟英国相媲美，甚至超过英国人也说不定。那么为什么后者强盛、前者衰亡呢？如果说光靠思想就可以自立，那么欧美大学中，黑人受同等教育，获博士、学士学位，成法、医、理、教专家，跟白人同样厕身学术界，这样的人不乏多数；还有犹太人著书立书成为思想巨匠的人，也可以说屡见不鲜，那么为什么黑人建国遥遥无期，而犹太亡国之后，竟万劫不复？所以说思想不是完全靠得住，只有提升能力才是硬道理。
我们中国自黄帝以来，国家存在了几千年，而至今不能组织一个规范有序、合理发达的政府，原因在哪里？一言以蔽之，没有政治能力。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因为长期受政体统治，即便有政治能力，也不能发达。”是这么回事。但即使这样，也有政体统治不到的时期、统治不到的地方、统治不到的事业，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中国人不能发挥政治能力的毛病还是老样子，这是最可痛心的事。
所谓力统治不到的时期怎么讲？当一个朝代的统治到了末期，中央政府威信扫地，各地群雄并起——像秦末、西汉末、东汉末、唐末、元末、明末，那时候中央政府的号令仅限于在京城周边好使，民间只要稍微具备政治能力，宣布独立自治，获得自由自治幸福，就不算难事。然而总是拒虎迎狼，几千年来周而复始。这是我们中国人没有政治能力的第一个证明。
所谓力统治不到的地方怎么讲？回顾我们中国的历史，各省地方，不乏脱离中央政府自成一个行政区域的时代，春秋战国不用说了，在这之后比如像秦末的南越闽越，汉末的蜀吴，唐末的吴越，福建、湖南、蜀唐一直到宋的西夏，都在中原大乱的时期，自成一个小朝廷。假使这些地方的人稍微具备些自治力，那么开创一种政体使我们中国的历史透出些亮色，也不是难事。然而天下乌鸦一般黑，仍然是老样子。这只能说：“行政区域即使不一样，然而终究被豪强胁迫，不能自拔。”再说自明末以来，几百年间，我们中国人迁居到南洋群岛的人口不下几百万，到今天只就泰国一国来说，其中的华人已经有一百多万，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处也不少。像这些华人，中央政府认为跟自己没关系，非但不到他们，也不屑他们。那么为什么这些华人仍然束手束脚形同牛马呢？更为严重的，比如荷兰属、法属的侨民，忙死忙活，受尽煎熬，生活苦得连猪羊都不如。另外，海峡殖民地各岛，大都由我们中国人与天气战，与野兽战，与土蛮战，艰辛备尝，开垦拓荒，然而最后却不能自己建设自己管理，非得由西方殖民者来管治，这又是因为什么？即便中国人总得有人管，难道非得被殖民者管才有前途？！以前的事就不必再多说了，看看现在的情形，他们不能组织政治团体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一事实，还用得着再说吗？再比如今天美洲、澳洲等地，我们中国人散居的人数也不下数十万，当地律，讲自由，讲平等，而我们的侨民也跟当地人一样享有集会、言论的自由，那为什么不到四千的英国人在上海能够形成为一个近乎小政府的组织，而超过三万的华人在旧金山竟然年年窝里斗不能组成一个稍微有力的团体？这是我们中国人没有政治能力的第二个证明。
所谓力统治不到的事业怎么讲？所谓政治组织，并不是一定局限在政治领域，在欧美国家不管是一个市、一个区、一个村、一个公司、一个学校……凡是一切公私的聚集地，没有一个不是相当于政府缩影，所以想检验一个国家国民政治能力的强弱，都可以从这方面入手。
近代自由政体的起源，历史学家大都认为是中世纪的意大利市府（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市），而这些市府，一开始都是经济上的聚合地，而后才变成政治上的聚合地。中国的毒虽然剧烈，但由于中央行政机关不完备的原因，它能直接干涉民间事业的情形也很少，如果国民在商务上想结成团体，必然不是政府取缔得了的。然而几千年来想找一个像西方人成立的那种有限公司或者商业协会，能如愿吗？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例。像教育事业，近几年来朝廷屡下明诏奖励办学（力即便想插手任何事业，也决不会插手教育事业），然而试看庚辛以来一直到今天，各省教育事业的发展，有什么成绩？即便有些成绩，然而私立学校的成绩，往往照官立学校的成绩差远了。我们国民还有啥底气责备政府？这是我们中国人没有政治能力的第三个证明。
所以我认为：今后的中国，大患不在于没有思想，而在于没有能力。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既然这样，就等于说，人类具备政治能力是天生的，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却从有到无了呢？我认为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隐伏起来无力发展，二是刚想发展就被摧折。下面试着就我们中国人之所以这样的原因分述如下：
第一，是由于政体。政体是直接摧锄政治能力的武器，这是稍有知识的人都能知道的。进化学者论生物进化的公例，说动物身上不管哪种官能，只要长期不运用，那么本能就会逐渐消失。比如在意大利有一种生活在洞中的盲鱼，过去本来是有眼睛的，因为长期生活在黑暗的洞里，眼睛用不上，所以就进化成今天的样子了；又比如脊椎动物，过去本来有腮（人类也有），因为空气轻清，腮用不上，所以就进化成今天的样子了。诸如此类，不可枚举。经过百数十代的遗传适应，一部分本能发达了，而其他不常用或用不上的本能就退化消失了。这样的例子不单适用于生理的进化，也适用于心理的进化。国家的人民没有运用政治能力的余地，假使有施展政治能力的人，那么统治者一定会对他进行打压，让他归于劣败，而不再有机会传给下一代。所以，大部分人的政治能力始终冒不出头，冒出头的也没地方施展。这样，政治本能，隐伏不出，时间长了，就成了第二天性。就算有朝一日让大家随便施展政治本能，而本能的恢复，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见效的，就好比妇女缠足，缠了二三十年，即使有一天放开，也不能恢复成天足，道理再简单不过。（今天有人主张说中国人既然不具备立宪的资格，就应当发动革命在革命中养成，这无异是把缠足妇人集合到一处，让她们立马放脚，然后驱赶她们奔跑，说是在奔跑中可以锻炼脚力。）因为这个缘故，即使是在力统治不到的时期、统治不到的地方、统治不到的事业，人民仍然涣散不能自治。
有人说：“欧西各国人民，历史上遭受到的蹂躏，跟我们一样，为什么他们的政治能力所受到的摧残，不像我们这么厉害？”我的答案：“同样是受，但所受的性质不同。他们的主体是封建、贵族，而我们的主体跟他们相反。”（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可参见我写的《中国政体进化史论》各篇）简单点说，他们受的是少数，而我们受的是一人。少数，就是少数人享有自由而多数人不享有自由的概念。由少数人享有自由逐渐过渡到多数人享有自由，跟全体人民都不享有自由而想立马全都享有自由，这中间的难易程度当然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西方的，往往能促进人民政治能力的发展（考察一下英国大宪章和匈牙利金牛宪法的推出原因，就可以证明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大都是这样），而中国的，纯粹是戕害人民政治能力的蟊贼。（这个话题说来话长，详细论述等以后有时间再说吧。）
第二，是由于家族制度。欧美各国统治的客体，以个人为单位；中国统治的客体，以家族为单位。所以欧美的人民，直接受国家统治；中国的人民，间接受国家统治。先圣说：“管理好国家的根本在于管理好家庭。”又说，“把每一户家庭管理好了，国家就太平了。”在这样的社会中，的确除了家族外也没有什么能够组成团体的了。仔细考察中国过去的种种制度，无不以族制作为制定制度的精神。所以我常说中国人具备族民资格，却不具备市民资格。31因为西方国家所说的“市民”（Citizen）一词，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没产生过。市民与族民的不同表现在哪里？市民的管理者注重能力，他的任职也是通过市民投票选举出来的；族民的管理者注重资格，他的任职是凭熬资格熬到的。通过投票选举产生管理者，那么就会形成一种人人重视能力提升的氛围，而被选出来的管理者也必然会处于担负责任的地位；通过熬资格熬成了管理者，仍然一潭死水，就啥也别说了。所以西方的自治制度，是政治能力的助跑器；中国的自治制度，是政治能力的裹脚布。因此在中国的一个乡、一个家族，由于乡情和血缘的维系，还能产生团体的形式，一到城市，人和人之间缺失了维系纽带，团体的萌芽就永难产生了。
第三，是由于经济问题。地理学家说：“完备政治团体的产生，一定得在温带国家。”因为热带国家自然条件太好，人民生活太安逸，所以无所事事，懒散成性，以致经济不发达；寒带国家自然条件太劣，所以人民生活瘠苦，经济不发达。生活都成问题而要想人们在政治上有大发展，没这个道理。因为人道之所以进步，都起源于心中有，而想方设法去实现。的种类非常多，总是对应于社会程度的高下而区分出主次先后，必然先努力于实现最急切的；最急切的实现了，再努力于实现次急切的；次急切的实现了，再努力于实现又次急切的。比如吃饭、穿衣、居住，是人们最先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一直都解决不了，连生存都困难；吃饭、穿衣、居住不成问题了，就开始希求生命财产安全间接得到保护，这就开始关注政治方面的事情了；生命财产安全不用成天操心了，就开始追求身心舒适了，那么奢侈用品、学问研究、道德实行就都是关注的热点了。假使人们终年操劳连吃饭、穿衣、居住问题都难以解决，却还指望他们关心政治，关心艺术、学问、道德、修养等问题，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所以政治、道德、学术……一切的进步，都跟经济的进步成比例。我们中国几千年经济界的历史怎么样？我们中国经济界的现状又怎么样？答案当然是：不怎么样。明白这一点，那么人民政治能力缺乏的根源，可想而知。人民整天都为吃饭、穿衣、居住忙得焦头烂额，那他们只管自己不管国家，只顾现在不顾将来，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不同意我的话的人或许会说：“像汉朝的文帝、景帝时期，唐朝的开元、天宝年间，清朝的康熙、乾隆年间，号称盛世，人民安居乐业，假使政治能力真的跟经济发展同步，那么当时人们的政治能力也应该很发达呀，但事实却相反，这又怎么讲？”我的解释：“这要从遗传方面找原因。”当时的人们从他们祖宗十八代算起，政治能力就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了，到了他们那一茬，想要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就恢复过来，怎么可能呢？而况且其他阻挠人们施展政治能力的因素，也比比皆是；而况且所谓盛世，也不过是历史上一个美谈，当时真实的情状，还不知道咋回事呢。总之，我们中国几千年社会的精力，全销磨在如何解决吃饭、穿衣、居住问题上了，想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都力不从心，还想跨越一步实现间接且高级的，怎么可能办到呢？怎么可能办到呢！
第四，是由于丧乱频仍。有机体的发展必然要按照正常的顺序，经过一定的岁月，中途又没有受到其他种种故障的摧折，这样一直继续下去才能发展成熟。我有一个弟弟，聪明早慧，智力超过一般的小孩。在他八岁那一年，得了怪病。因为住在乡下被庸医给误诊了，之后就连年受到病魔的折磨，智慧也渐渐消失了。现在想办法补救，也没有用了。我想到他的这一遭遇，忽然感觉我们中国人政治能力的丧失，也跟他的情况差不多。我们中国人受统治的打压，受家族制度的束缚，受经济窘迫的奴役，政治本能已经被摧残掉十分之六七，不过仍然有机会潜滋暗长，不排除有朝一日开花结果，架不住过个几十年，就来一次丧乱，把之前潜滋暗长积累的根底也一扫而光。
今天对国民表现心生不满的人，动不动就批评国民生性卑屈，心思狡诈，低下，一盘散沙，但是否想过总是跟丧乱频仍时代难解难分的中国人，不卑屈不狡诈，能保全性命吗？“我能保证自己这辈子平平安安就谢天谢地了，哪还有工夫管别人？！哪还有工夫想下辈子？！”这种思想既然已经深入每个人的大脑，又怎么可能去爱护同类、计划将来呢？西方历史家说法兰西在大革命时代，全国生下来的婴儿，大多出现癫痫症状。可见社会现象，能经由人们的心理遗传给下一代，影响就是这么可怖。我们中国当丧乱爆发的时候，只有卑屈、狡诈、避乱逃命的人，躲过生物进化的正常淘汰规律，得以苟活下来传宗接代。前一代国民死绝了，后一代国民在娘胎里就已经饱受恐怖、忧郁的“教育”，再加上小时候在家里以及长大后在社会，经常看到、经常听到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学——怎样保身免祸，怎样迎合权贵，怎样委曲求全，怎样不择手段，等等，因此，就算天下太平以后，朝廷号召，民间表彰，竭尽全力向人们灌输礼义廉耻观念，但让大家“恢复”成正常人，恢复与生俱来的政治本能，恐怕也得再经过一两代以后才见效。更不用说过不了一两代，就会有霸者出现，继续高压政策，继续为免除他自身的威胁而弱化国民。这样，政治能力的恢复就永远不可能成功。接下去，丧乱就又会再度降临。周而复始，循环不绝，每爆发一次丧乱，毒害的遗传就加深一层，像这样，国民的政治能力还不被荡涤干净吗？！唉！不是一天两天的原因，几千年了。
我既然把思想和能力相比较，得出结论说，能力跟思想不相应，是中国前途最可忧危的事，那么今天谈救国，就没有比培养国民养成能力更急迫的事了。即使这样，国民是培养的客体，而必然还需要有培养的主体。不这样的话，只是嚷嚷“国民要养成能力”、“国民要养成能力”，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主体在哪里？不在强有力的当道，不在大多数的小民，而在已经具有思想的中等社会。这是全国的共识，不需要多作解释了。国民之所以没能力，就是因为中等社会没有能力造成的。所以我这篇文章研究的范围，不谈我们应当从哪种途径开始能够推送能力给他人，而谈我们应当从哪种途径开始能够积蓄能力给自己。这倒不是钟爱能力想自己先得到，实在的动机是：只要我们有能力，那么国民也会有能力；只要国民有能力，那么国家也会有能力。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要养成政治能力，必定从我们开始。下面我谈两条主张，请大家互相督策。
一是分工合作尽己所能。文明程度的高下，跟分工的精粗成比例，这是经济学的通义，而社会上的一切现象，也不例外。西方人常说：“成功的要素有三个：一是天才，二是机缘，三是经验。”天才不可能事事都做好，有他擅长的也有他不擅长的；机缘不可能事事都应验，有巧合的也有不巧合的；经验不可能事事都过一遍，有拿手的也有不拿手的。所以善于做事的人选择事业，必然考虑与自己个性相近，考虑与自己地位相宜，然后选定一项，坚持做下去，这样才有把握成功。今天的中国，那些对国事不上心的人，就不必说他们了，而像那些关心国事的人，看到国内局势这样危急，应当做的事情这样繁多，同时志同道合的人又这样稀少，于是便抱定雄心、不畏艰难，打算把一切应该办的事情都揽在他们这有限的人身上。试看最近几年以来，提倡政治改革的人，不就是提倡教育改革的人吗？提倡教育改革的人，不就是提倡实业改革的人吗？提倡实业改革的人，不就是提倡社会改革的人吗？拿实业来说，争路权的是这些人，争矿权的也是这些人，提倡其他工商业的也是这些人。拿教育来说，组织学校的是这些人，编教科书的是这些人，任教授的也是这些人。拿政治来说，号召革命的是这些人，号召暗杀的是这些人，号召地方自治的也是这些人。其他各个领域，大都是这种情况。上面提到这些事，说某件事应当办，而其他的事可以不办吗？不可以。说某件事应当急办，而其他的事可以慢慢来吗？不可以。于是志士热心到了极点，恨不得把一百件事一会儿就办利索，恨不得把一百件事都揽在自己身上。他们的处境值得同情，他们的志气值得尊敬。即使这样，说他们的能力因为这样做获得了进步，我却不敢认同。像他们的做法，说好听的是“总揽大纲”、“纤悉周备”，但说实在的，只是“蜻蜓点水”、“图慕虚名”罢了。孟子说：“人有不为也，然后可以有为。”32所谓“不为”，不是说事情不应当做。应当做的事情千千万万，那么做这些事情的人也应当千千万万，凭一个人的能力想完成千千万万人才能完成的事情，没见过有能做好的。志士所要做的事情，不管在规模上是大还是小，在性质上是大众还是小众，关键一点是，跟政府所持的主义，正相反对。因为政府反对，那么志士不能不诉诸民众以求获得同情引为后援，然而民众又大都是在志士成功时纷纷上前拍巴掌，而在志士冒险犯难时个个袖手装作没看见，这是形势和人性导致的，不足为怪。所以对于志士而言，不以成败论英雄。然而，志士在决定做事时，与其只求心安不在乎失败，不如因势利导力争成功。即使是规模很小的事情，只要成功了，有了明显的效果，就可以增进社会一般民众的信心，以后自己再做其他的事，阻力就会减少很多，或者其他人再做同类的事，阻力也会消除不少。这样相激相荡，声势日进，同情的民众增多而做事的能力也渐强。今天要用脆弱的民力，萌茁的民气，同有千年积威的政府宣战，除了这么做还有别的办法吗？相信这样一来，做事就不会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硬打硬进，步步为营。不决定做某件事就罢了，只要决定做某件事，就必须组织部分人，集合全部才智专心致志做下去，即便中途出现其他事情，甚至重要性比正在做的事情高过好几倍，也不去过问。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不这样，正在做的事必然完不成。曾国藩治军，扎硬寨，打死仗，节节进取，得寸进寸；日军围战俄国于旅顺时，也是集中全力攻陷一个堡垒，之后再去进攻其他堡垒。今天我们党的大毛病，就在于同时向全部堡垒发动攻击，想把所有堡垒同一时间拿下，而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一个堡垒都攻不下来。我们的能力之所以难以进步，这是一个原因。
今天的志士有两种错误认识，甲说：“事多，办不了，有啥法子？”乙说：“想办事，无事可办，有啥法子？”他们的说法好像正相反，但犯的却是一样的毛病。人人都以华盛顿、拿破仑、卢梭、孟德斯鸠自居，感觉打算做的事跟自己的“地位”在时机上不合适，就说“办不了”；感觉打算做的事本身就跟自己的“地位”不相配，又找不到自己认为配做的事，就说“无事可办”。随便举出一件事，都能说个大概，但要让他再往深了说几句，就不是不熟悉，就是根本没考虑过，这种情况下也说“办不了”、“无事可办”。一个国家里头，不可能人人都具备华盛顿、拿破仑、卢梭、孟德斯鸠的能力，这不用解释。再说回来，假使一个国家里头，人人都奔着成为华盛顿、拿破仑、卢梭、孟德斯鸠而努力，这样的国家还能成为一个国家吗？我知道绝对不可能。然而我们中国今天的志士，好像一个人不谈政治问题，就不算是爱国者；好像一个人没有建立军功，就称不上是伟人；如果政治、军事领域他搭不上线，就埋怨社会不识才，埋没了他，就此便散漫放纵，随波逐流。类似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我们的能力之所以难以进步，这又是一个原因。
总结说来，立国的要素有好几项，缺了哪一项国家都不能生存，就像人的身体，分子弱整体就弱，分子强整体就强，组织、器官、四肢、脏腑、血脉，各自荣养，各自发达，健全的体魄才能达成。今天我们中国人的人格，就好像刚开始塑造，我们有知识的人作为国民中的重要分子，不积极努力提升能力以身作则，而只是盼着国民全体能力提高后自己好得到增助，这怎么能行？这怎么可以！
二是互相协助。协助分积极的协助和消极的协助。积极的协助，指主动尽己所能为目标对象提供服务和支持；消极的协助，指任由目标对象尽其所能，不人为设置障碍。明白了这个意思，那么即使全天下的人都是自己的朋友都可以。唉！可惜我们中国人的天性是相互排挤拆台。过去在晚明，那些所谓士君子，只顾彼此意气相争，不从国家大局出发，彼此没争出个胜负，敌人渡河已经打到家门口！读历史的人至今对这段历史都心痛无比。返回来再看今天的志士，又跟那时候的情形多么相像！别的不说，就拿政治问题来说，所谓立宪、革命两种主张之间的交锋，我始终不知道彼此的恶感情是从哪里产生的。那些打着立宪或革命的幌子牟取私利的人不必去说他们，即使是完全根于血性，一门心思相信自己的主张能救国的人，彼此之间产生的敌意，也是一天比一天加深。推测他们互生敌意的原因，大概有两个：第一是认为对方的主张如果成功，那么我方的主张就归于消灭；第二是认为任由对方宣传发展他们的主张，那么谎言重复一万遍也成了真理，而我方的真理就被牺牲掉了。我以为第一种说法说的是事实。中国将来如果亡国了也就罢了，只要不亡国，那么两种主张必然是只实行一种，而另一种被放弃了——这就是所谓归于消灭。即使这样，如果因为这个双方便互生敌意，那么试问任何一方，你们的目的是保存中国呢？还是只想着保存自己的主张？如果目的是保存自己的主张，那么一旦自己的主张不适合国情而没能挽救国家免于覆亡，试问：国家都亡了，你们的主张还能保存下来吗？如果目的是保存我们中国，那么中国实行哪种主张才能获得新生，现在仍然属于未知数，我方坚信自己的主张可以救国，那么就埋头努力，坚持到底，不要舍己从人；对方坚信他们的主张可以救国，那就由他们埋头努力，坚持到底，又何必非得要求他们放弃主张“归顺”于我。至于机会成熟时，得出了哪种主张适合中国的结论，固然双方必有一方退出历史舞台，但反过来说，双方也必有一方登上历史舞台。只要有一方登上历史舞台，那么我们中国就由此而获得新生。国家获得新生，那么我方的主张虽然归于消灭，但保存国家的目的不是已经达到了吗？为什么在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双方就开始互生敌意呢？第二种说法的潜台词是，如果我方的主张的确不适合国情而被淘汰掉了，那我方也没什么遗憾，然而我方坚信自己的主张最适合国情，没有任何一种主张能够相提并论，而我方的主张之所以没能普及，是因为有杂七杂八的主张误导舆论，淆乱视听。我方爱国心切，我方救国心切，所以我方也爱我方的救国主张心切，凡是不利于我方主张被民众接受的言论，凡是跟我方主张步调不一致甚至唱对台戏的其他主张，我方出于自卫的目的，当然要对它们加以敌视。这种说法乍一听不无道理，但是，它的“对台戏”说法不正确。世界上固然有相反相成的现象，像君主与共和革命，处于两个极端，而后者，都是发生在前者最猖獗的时候。可以说，是者的种种积威，种种阴谋，为革命创造了爆发的条件，这在西方历史上司空见惯。但立宪和革命并不是处于两个极端。立宪、革命并不是相对立的，立宪虽然保留了君主，但相对于君主而言，也不能不说是革命；革命虽然结束了君统，但结局也不过是建立宪政。所以把两种主张作为对立面，在逻辑上也说不通。立宪和革命两种主张在性质上不是截然相反的，但在效果上却是相互促进的。我真心要革命，那么应当想一想英国1646年靠什么革命，不是靠伦敦的国会军吗？美国1775年靠什么革命，不是靠费城的十三州同盟会吗？法国1791年靠什么革命，不是靠巴黎的国民议会吗？假使立宪能够满足国民的愿望，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们的革命主张，完全可以一抛了之！（有些坚持极端排满主义的人认定，如果保留今天的满人皇室，即使宪政完备得跟英国、日本一样，也因为民族的恶感情不认同它；宁以无秩序的汉而亡，不以有能力的满而存。这自然是意气话，真正爱国、真正提倡革命的人必然不能认同。）假使立宪没有满足国民的愿望，那么经过这样的“立宪”，民间赞成革命的人，必将纷纷出现，一发不可收拾。我要是真信革命论可以救国，那么理当日夜祷告立宪论快快发达，好作为革命的助力，哪还有对它加以敌视的理由呢！
反过来说，我真心要立宪，那么应当想想，日本的宪法不是在革命论极盛的时候确立的吗？意大利的宪法不是在革命论极盛的时候确立的吗？其他各个有宪法的国家，有一个不是在革命前或革命后确立宪法的吗？宪法，是上下交让的结果。交让必先通过交争，好比两个交战国，它们的最终目的必然是为了和平，但是没有不经过战争就能实现和平的好事，不经过战争得到的和平，只是屈服罢了。战后实现和平，双方从和约上所得到的利益，又必然根据各自战斗力的强弱分配。宪法就像是和约，民间要求政府满足自己的愿望，必须具备能够使政府屈服的战斗力。战斗力达到了能使人屈服的水平，那么战或不战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今天文明国家不担心战争，但都积极发展军备。革命就相当于军备，而动不动就革命，就好比黩武，黩武不是个办法。出于主张立宪而仇视革命，就好比裁兵，裁兵也不是个办法。想没想过几年来政府屡屡推出伪改革措施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惧怕民众闹事而姑且推出一两项措施减缓紧张局势吗？所以说，我要是真信立宪论可以救国，那么理当日夜祷告革命论快快发达，好作为立宪的助力，哪还有对它加以敌视的理由呢！
我说上面这些话，并不是想让主张立宪的人放弃自己的主张转而去提倡革命，或是想让主张革命的人放弃自己的主张转而去提倡立宪，更不是充当调人，把双方都各打八十大板。我认为天地很大，前途很宽，实在有容这两种主张并行不悖的余地，双方各自发表各自的研究，各自预备各自所要实行的，不相互恭维也不相互拆台，避免意气相争，各自分头救国。要知道，今天的中国，理应全国上下对抗列强，即便做不到，那么也应该集合全体国民的力量对付政府。立宪、革命双方，虽然各自遵循的手段不同，但在反对现政府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然而我看到几年来民党的能力之所以不能增进，十分之一的原因是受到了政府的压抑，十分之九的原因却是受到了他党的阻挠和拆台。这真是让人痛心。他们之所以做出这种亲痛仇快的事情，一言以蔽之：不懂得消极的协助。
1 白色民族不只包括表中所列的三个，条顿民族也不只包括表中所列的两个，这不过是举出主要的民族论述。这篇文章不是要考据种族，因此请读者不要拿科学论文的标准来苛责。——梁启超注
2 安息，历史上位于伊朗高原的一个古国，又称波斯帕提亚王国。——译写者注
3 《史记》中的这处引文翻译成白话是：李广将军外出打猎，发现前方草丛中有一只“虎”，急忙张弓搭箭射“虎”。等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不是“虎”，而是一块石头。更令他惊讶的是，射出的那支箭竟然钻入石头中，只露出箭尾的羽毛！李广将军不太相信自己竟如此神勇，于是返回原地再次射箭想验证一下。然而无论怎么射都得不到最初的成绩了。——译写者注
4 原名为DerKampfumsReche，英译为BattleRight。耶林是私法学的著名学者，1818年出生，1892年去世。他的这部著作是他受聘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任职教授时写成的。在他本国再版9次，其他国家翻译出版的版本达21种，这本书的价值可想而知。去年，译书汇编同人曾以汉语翻译这本书，但是只完成第一章，之后的章节就没了下文。我非常想接着把它翻译完，因为用这本书医治中国人的通病十分对路。我这一节的立论要领，大体借鉴了耶林的著作，因此有必要向读者介绍一下耶林的概况。——梁启超注
5 耶林受聘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书，所以在这里把奥地利人跟英国人比较，目的是鞭策前者。——梁启超注
6 《列子·杨朱篇》记述了杨朱的学生孟孙阳和墨子的学生禽滑厘两人之间的对话：“孟孙阳问禽滑厘：‘给你一万块钱刺破你的肌肤，你干不干？’禽滑厘回答：‘干。’孟孙阳又问：‘给你一个国家卸掉你一条大腿，你干不干？’禽滑厘老半天没说话。孟孙阳说：‘细胞比不上肌肤对人身体重要，肌肤比不上大腿对人身体重要，这是明摆着的事。但是细胞组成了肌肤，肌肤组成了大腿，细胞也是人体不可或缺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单元，为什么就要轻易放弃呢？’”这些话跟前面提到的英国游客争讼几先令的事，以及一个国家为了一里地被别的国家侵占而不计代价悍然开战的事，其中体现的是同样的道理。思想流派的开创者宣扬他的主张，都是有他的根据的，并不是寻开心说着玩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杨朱的思想怎么可能跟儒家、墨家的思想并列齐名呢？可以这么认为：杨朱是主张人人对自己的权利毫厘不让的哲学家，他的这种主张是救治中国病症的良方。不过这种主张容易招来一般人情绪上的抵触。——梁启超注
7 可参见我写的《饮冰室自由书》中《论强权》一节。——梁启超注
8 这个故事讲的是：宋国有一个人到外面求学，三年后回来见了他妈竟然不喊“妈”直接喊名字。他妈老大不乐意，说，我供你在外面念书三年，你回来却连一声“妈”都不喊了，直接喊我的名字，怎么这么不懂事！那位儿子回答说，我认为要论贤人，没人比得上尧、舜——对尧、舜我们直接称“尧”、“舜”；要论最大的东西，没有比得上天、地——对天、地我们直接称“天”、“地”。而你不比尧、舜贤，不比天、地大，喊你名字有啥不乐意的！——译写者注
9 《尚书》这句话可以理解成：人只有节制性情、控制物欲，才能使道德一天天增进。——译写者注
10 荀子这句话可以理解成：人的本性是恶，如果不受任何约束惩罚，任何人都会无恶不作。之所以不这样，进而表现出善行，是因为受法律的制约或是受道德的感化。总之，善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的。——译写者注
11 天君：指心。古人以为人用心思考，其实人的思维器官是大脑。古人这句话用现代人的语言表述就是，大脑虽然一动不动，但身体的每个动作都要经过它的批准。——译写者注
12 记不起这个人是谁了，读者朋友如果知道，盼请告知。——梁启超注
13 六艺，又称六经，即儒家的六部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译写者注
14 凡是以暴力从事破坏的人，破坏一次就损伤一次元气。所以真正从事这种破坏的人，从事一次之后也就不再出现了。凡是以知识从事破坏的人，即便不停地攻击摧毁旧知识，对于知识来说，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弊。所以破坏的事物无穷无尽，进步的事物也无穷无尽。——译写者注
15 吉田松阴是日本长门藩士，因为抵抗幕府被杀。明治维新元勋山县、伊藤、井上等，都是他的门下士。——梁启超注
16 西方惯例，妇女大都没有选举权，因为她们被丈夫管，丈夫代表她们的意志。因此可以看成她们没有人格。我在这里采用这种逻辑。——梁启超注
17 自牧，自我修养。这里可以理解为“为人低调讲礼貌”。——译写者注
18 生利，本书译作创造财富；分利，本书译作消耗财富。——译写者注
19 生产性劳动，是指能够生产价值的劳动，即能够增加劳动对象价值的劳动。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创造财富。与此相反的劳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人消耗财富。——译写者注
20 曾子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大家不难明白——无非是主张一个人要为实现“仁”奋斗终生——但给出白话翻译，可就不容易找到标准答案了。其实也不需要有标准答案，假设让曾子再把这话说一遍，他也不一定会一字不变；假设让曾子用白话把他的意思表述一番，我认为会是这样：干大事的人不能不放宽心、使长劲，因为担子重、路程远啊。——把实现“仁”当成自己的使命，难道这担子不重吗？为实现这一使命忙乎到死，难道路程不远吗？——译写者注
21 指主张君主立宪的人。——译写者注
22 这是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中的话。——译写者注
23 管子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用不着翻译，但为了加深印象，不妨用我们当代人的话表述一下：保险柜里钱堆满了，才讲究什么钱能赚，什么钱不能赚；吃的穿的不愁了，才知道什么是要脸，什么是不要脸。——译写者注
24 拔本塞源，一般是指从根本上防患除害，这里可理解成从思想的源头洁身自好。——译写者注
25 王阳明这段话收在《传习录（中）》的《答顾东桥书》里面。我对王阳明的心学缺乏研究，不敢对这段话硬译，下面抄录顾久先生的译文供读者参考（感谢顾久先生，原文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传习录全译》第155页至第156页）：圣人之学一天比一天遥远，一天比一天暗淡，而功利的积习，却越来越强盛。其间虽然也曾流行过佛教道教，但佛、道的学说始终也没能战胜过功利之心。虽然也曾折中过群儒，但群儒的观点始终也没能击破过功利之见。直到今天，功利的流毒浸淫人心，深入骨髓，习以成性，已经几千年了。……记诵得广，恰好用来助长了说教；知识很多，恰好用来推行了罪恶；见闻广博，恰好用来帮助了诡辩；辞章宏富，恰好用来掩饰了虚伪。……他们还用着这样的名号：“我想以此来成就天下的大事！”但真实的想法是：不这样，就无法实现自己的私心，满足自己的私欲。凭着这样的积习污染，凭着这样的心胸志向，而且又讲习着这样的学术，当他们听到圣人教义后，将其视为多余的、格格不入的，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译写者注
26 梁启超在这里提到的王阳明对于“慎独”的阐释并不见于《传习录》中，另外《传习录》中也不见有《与黄勉之书》篇目，只在《传习录（下）》有《黄省曾录》一篇。黄省曾即黄勉之，但这个篇目下记录的内容虽然大都是王阳明关于良知的阐释，然而并没有“慎独即是致良知”的说法，相反在《传习录（下）》的《黄以方录》中，王阳明倒是在解答黄以方关于格物的疑问时说了一句“格物即慎独”。不过话说回来，梁启超把王阳明的意思演绎为“慎独即是致良知”也不能算错，因为王阳明也说过“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的话，那么推理一下，也就等于王阳明主张“致良知”要在“慎独”上用功，“慎独即是致良知”。——译写者注
27 这段引文出自《传习录（下）》的《陈九川录》一篇，梁启超原作所引的文字不全且跟《传习录》不无出入，现根据顾久先生的《传习录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给出完整引文，并附上顾久先生对这段引文的白话译文供读者参考——
（陈九川）问：“我近来的功夫，虽然好像理出了一点儿头绪，但却难得找到稳当快乐的所在。”先生说：“你是到心上寻找天理，这正是所谓‘理障’。这里有个诀窍。”问：“是什么？”答：“就是致知。”问：“如何去‘致’？”先生说：“你那一点良知，就是你自己的准则。当你的意念所致处，对的，就知道对，错的，就知道错。一点都不能瞒它。你只要不欺骗自己的良知，切切实实地依照着它去做。善的，就存念；恶的，就除去。这种境界里有怎样的稳定快乐啊！”——译写者注
28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一个人必须要在大节、原则问题上一丝不苟，但在个人修养方面容许跟社会标准偏离。——译写者注
29 朝鲜地名。——梁启超注
30 日本人设的第一银行在朝鲜发行纸币，渐渐通行。到明治三十六年春季，朝鲜人意识到利权外溢的危机，于是由一两个有威望的人带头号召国民抵制纸币，并要求各银行的主事者签名拒绝发行纸币，举国一致赞成。没过多久，日本军舰筑紫开进仁川示威，随后又有几艘军舰前往，朝鲜抵制纸币运动不得不偃旗息鼓。——梁启超注
31 参见我写的《新大陆游记》中的相关内容。——梁启超注
32 孟子这句话可以理解成：一个人要放弃做某些应该做的事，才能做好某些必须做的事。——译写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