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主张“读书无用论”吗？
这是胡扯。
你说的这篇文章我没有见过。但我见过类似现象。有些人很会赶时髦，找出领袖人物的一件事或几句话，孤立出来，大发议论或是写个评论，报纸上一发，自我标榜”独立思考”.“独树一帜”，“有新见解新观点”。
可怜。实在是把丰富的思想简单化了。
还有一些确实受过冤枉受过委屈吃过不少苦的知识分子，有时难以跳出个人感情的圈子，客观全面地去评价一位历史巨人，对于一些历史问题不能尽量实事求是，或多或少带了个人的反感去“反思”，便免不了发生错误。
反对的是死读书，是脱离实际的读书，反对脱离实践的纸上谈兵。有时话讲得激烈些，甚至是带了情绪的“过头话”，但是不能将这些话作为“读书无用论”的证明，他也讲过大量“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一类的话，又该作何解释？
我来到身边不久，他向我布置任务，总少不了学文化，少不了读书。帮助身边工作人员学文化的故事报刊上发表过很多，那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关于学习和读书，我可以再讲一些情况。
作为个人，是很少求人的。转战陕北时，他以个人名义求过人，就是为了书。www.rexuexiaoshuo.com 热血小说网
中央机关撤离枣林沟；追兵的枪声都听到了。刚骑上马，又跳下马。他走到警卫战士马汉荣身边，问“汉荣同志，你是绥德人。对吧？
“是的，我是绥德人。”马汉荣是新兵，立正回答。
“绥德距这里有多少里？
“里数我说不准，但是不远，用不了半天就能到。”
沉吟着，望望自己的书箱，终于说：“我个人有点事情想求你帮帮忙，你看一一一”
“主席，你就只管吩咐吧。”。
“有几箱书，能放在你家里吗？”
“能！没问题。”
“这个……对家里人不会有妨碍吧？比如，会不会受牵连？
“没妨碍，我家住在绥德东面的一道大沟里，距公路远。敌人不会去，就是受了牵连，家里人也对付得了！”
“谢谢，谢谢了。那你就准备跑一]！”
当时，大家焦急万分，提心的安全。深锁双眉，担心的是书。马汉荣送走书后，盾头舒展些。过了一天，马汉荣寻找到队伍，报告书已经藏人家中一个暗口小窑，土匪都找不到的小窑，国民党兵更找不到！这时才有笑容，连说了三声“谢谢，谢谢，谢谢你帮了我大忙。”
战争年代总是没完没了地精简行装，什么都舍得精简，唯独舍不得精简书，甚至是写了字的纸。董必武曾说：“爱书如命，为我们党也作了一份大贡献。许多珍贵文件和资料，中央机关都没有保存住，保存下来了，成为我们党一大笔宝贵的财富。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书箱先行”他有两个一米见方的木头箱，每次外出，哪怕是一二夭，必要带着书箱，书箱里有各种工具书。古典文学。政治书籍以及文件材料。如果乘专列外出视察，我们总要提前一小时把书送上专列，按照家中的顺序，将他正在看或准备看的书摆在床上，桌上，他登车后，擦把脸就开始看书。说一生手不释卷。没半点夸张。
1947年10月底，去河东接回李钠。带李钠的阿姨换了高小毕业的韩桂馨同志。因为说：“李钠7岁了。现在的形势上不了学，怎么办呢？”于是换了一名有文化的阿姨教李钠读书识字。
见面那天，李钠向父亲保证：“好好学习。不淘气……”
笑着说：“好好学习是对的，这个不淘气还可以商量。乱淘气不行，有点小淘气还是可以的。孩子淘气是聪明健康的一种表现……”
你能说这种观点就是不对？我看很有哲理。
当然，真理再在前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在晚年有些话讲过了头，他的某些观点，他所发动的“文化革命”，也导致了教育事业的一场浩劫。但是，不能因此说他主张“读书无用论”，那样结论也有失公允。
在延安领导了整风运动，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党八股。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建国后，又对知识分子进行了长期艰苦细致的思想改造。有人说，只要“机器人”，只要一个头脑，一个思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不讲历史不尊重事实的错误观点。
所领导的思想改造运动，决不是否定个性，而是恢复个性，重新确定个性的方向。
由于旧中国的天下大乱，天下崩溃以及使民族使个人蒙受凌辱的列强入侵，历经沧桑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华人与狗不得人内”的牌子前谈何自我意识？有的只是混乱，幻灭，仿惶和屈辱。稍有头脑的人都明白，混乱与百家争鸣绝不是一回事！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乏个人反抗的自觉行动，历史证明这种混乱的“自觉行动”是没有多少力量的。正是领导中国，用思想和正确的路线以及严格的纪律，将这种混乱的”自觉行动”改造成为统一的意志，统一的力量，终于完成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伟大业绩。当年，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分子竟相投奔延安，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同志说：女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彭真同志最近说：“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
思想改造决不是不要知识分子，相反，是为了要知识分子为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服务。建国后，中国经济和社会改革取得迅速而显著的成功。其中，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有决定性贡献的。
1956年的反右斗争，后来是扩大化了，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很大损失，这是事实。是“主义之争，不可不争”，早已有言在先。
但是，我还要说一句，除非发生严重的政治对抗，对知识分子总是尊重和爱护的。在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对知识分子总是“高看一眼”的。
对我最大的一条意见是：“叫你学习你不肯去。你就是没出息。
我们保存的花名册上，记录着所有曾在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的名单。这些同志来看望，如果有事，或时间紧，便由我们卫士负责接待。但是有一个人例外，就是张宝金。每次张主金来，不论有事没事，必要接见，畅谈一番。因为张宝金上了大学。是知识分子了。
张宝主曾经是的卫士，在香山双清别墅，他弄木柴，吵醒了刚刚入睡的，向他发脾气，罚了他站。卫士中比较起来，他并不受欢迎。可是他后来考上大学，而且功课考了第一，就对他表现出格外的喜欢。经常向我们表扬张宝金。他再三再四他讲过这样的话：“张宝金这个同志是很有上进心的。他也是在我身边工作过的：他就肯学习，考人大学，功课还考过第一。学习后有知识了，社会经验也多了。我就高看他一眼。”
在的“身边人”里，保健医生徐涛要算知识分子了。他是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对他也算“高看一眼”。咖夭讨论问题多。争论学问多，从没向他发过脾气。
说：“我上学时，喜欢社会科学，不大喜欢自然科学，偏科了，现在应该补补课。”
徐涛说：“我上学时候正好相反，喜欢自然科学，不大喜欢社会科学，现在也应该补补课。””他们讨论的话题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文学。也有采矿学、冶炼和机械加工，以及化学反应等等。用现在的时髦话讲，他们俩聊夭是“高层次”的，比我们的聊天层次高。
当知识分子瞧不起工农干部时，便举出项羽。刘邦等人的例子，驳斥知识分子，鼓励工农干部不要自卑。但是，当我们这些工农兵表现出对学习无兴趣无信心时，又会举出右操，李世民，吕蒙等古人为例，劝我们努力学习。他给我讲过，给田云王、封耀松、张仙朋等卫士都讲过这方面的故事。卫士田云玉，李连成等同志都是在他的一再说服鼓励下，考人大学预科学习的。学习期间，他送书。送食品，有时还听汇报。毕业后，还请他们吃饭，向他们敬酒。
鉴于卫士和警卫人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亲自出面请老师，在中南海组织了一个干部业余学校。学员就是负责的警卫一中队全体战士及所有卫士。学习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物理6门功课，课堂就在的西院或是一中队驻地。委托我用他的稿费替每个战士买了书包、课本作业本等一切学习用品，还买来单杠。双杠。哑铃、拉力握力器等锻炼器械。有时出差还带着教员和课本。到60年代，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基本都达到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在中南海里，只有为身边的工作人员办了这样一个干部业余学校。他时常过问大家的学习情况，还亲自讲过课。对于贴身的卫士，因为近在身边，所以经常做些辅导和检查。封耀松讲过一段话，很能代表我们共同的心声：“其他老师只教了我一门功课，教了我7门功课。除了学校里学的6门功课他都教过外，还教我怎样搞社会调查，怎样写调查报告。”
现在。军事博物馆中就保存有经过批改的战士们的作业本和回乡探亲时写的社会调查报告。
“文化革命”中，一度出现只许看的书，不许着其他书。在部队里甚至是“百分之百地读的书”.连马列的书都不许读。但这不是的本意。
50年代，在北戴河，写作之余出来散步，见一名卫士正聚精会神看书。过去上看，是肖三所著《的青少年时代》。要来那本书，翻了翻，然后说：“这本书写得基本真实，只能说基本。”然后话一转：“这种韦少看。你们这一代应该超过我们这一代。怎么超过？还是要多看些别的书。少看写我的书，多看写别人的书。社会知识啊，自然知识啊，这些方面的书要多看。60年代，在颐年堂，一名工作人员手里握着一本卷作圆筒状的书本匆匆走过。恰好出门遇到。随口问：“小胡，拿的什么书啊？”
“《矛盾论》。”这位同志立住脚回答。
接过书来翻一翻，。说：“这本书我不满意，我还想重写写呢，你还看它？”他又对我们说：“我喜欢哲学，写了些东西，只发表了两论（指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论我也不满意。你们少看写我的书和我写的书，要多读别人的书和写别人的书，要读一些马克思列宁的书。
所有接触过的人，无不公认他一生酷爱读书。他的维护中国尊严和民族利益的坚定决心。就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不得不钦佩。这种伟大的爱国爱民之心，怎么可能反对读书？他从来不曾主张“读书无用论”.他希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知识。在追随他革命几十年的工农干部中，确实有相当数量的人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在首先信任和维护这批干部的同时，也不忘了批评提醒：“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并且为他们创造了学习提高的种种机会和便利条件。
你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存在，即著作中，引用中国线装书的地方比引用马列精装书的地方还可能多一些。这能说明什么呢？
我想起常讲过的一段话，那意思大致是：
在我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我就是中国人。在我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我首先仍然是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