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人轻事，政治制度、官僚体系都是围绕治理人来建立的。
不只是古代中国，全世界的古代政治集团，基本都是如此。
区别是，思想体系比较完整先进的集体，认为把人管理好，所在的集体才能健康有序。
古代中国就属于这种情况。
思想体系落后，甚至没有发展出成体系的思想的族群，单纯是不知道怎么去做事。
只能通过简单粗暴的管理人，来构建群体制度。
大多数政治群体，都是这种情况。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则基本都是围绕事儿建立的。
政府机构的职能也非常的具体，就是专门管某一件事儿。
俗话说的各管一摊，就是这种情况的体现。
也因此，现代政府非常庞大，机构人员众多。
但优点是能实现精细化管理。
这也是工业化能够实现的前置条件之一。
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做起来非常难。
即便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大多数国家依然没能实现这个转变。
这一点都不夸张，‘现代化’不是设立几个机构，委派几个官员就能实现的。
而是整个思想体系，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大转变。
前面说过，任何体制都需要思想做为驱动力。
没有伟大的思想，就不存在伟大的体制。
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完成思想构建，只是模仿别人建立了一套体制。
实际上他们的内核依然是老一套。
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本土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也有先发国家的封锁打压。
有句话很残酷但也很现实：生存与发展本就是一种奢侈，只是处在其中的人浑然不觉而已。
说陈景恪之前的种种变革，都是在打基础，其实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之前所有的变革，从始至终都没有触及本质。
都是在传统思想下，对已有的制度进行修补完善。
换个皇帝，很容易就能把他所做的一切废除，重新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他之所以要兜这么大的圈子，其实是在培养信心。
培养大家对变革的信心，更是在培养大家对他本人的信心。
同时也通过一次次体制变革，对传统势力做脱敏训练。
今天只改变零点一，大家会觉得有改变但不多，可以接受。
明天再改变零点二，大家也觉得还好。
等过上十几年再回头去看，才陡然发现世界已经变了模样。
这是在不进行流血革命的情况下，陈景恪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
目前来看还算成功。
所以他才顺势推出了大同思想，就是要尝试完成思想上的大转折。
他只弄出了一个框架，而没有面面俱到。
一方面是自己的能力确实有限，另一方面是给其他学派留下生存空间。
这样就能减少阻力。
他从来没有想过，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那个人的功绩。
但他要给世人树立一个标准，一个很高很高，无限接近于那个人的思想的标准。
即便三代五代，十代二十代人都无法完成，也无所谓。
种子已经种下，总有一天会发芽结果的。
现在对官僚体系的重构，就是一次触及本质的变革。
不只是增加职位那么简单，更是要把政府机构的职能，从治心向治事转变。
陈景恪停了一会儿，给众人思考的时间，然后才继续说道：
“基于以上原因，之前的官职设置非常简单。”
“一个县才两三个命官，其余都是辅佐的吏。”
“一旦朝廷想做什么事儿，就会发现人手不足。”
“不可能指望这两三个人包管一切，不说能力问题，精力也不足。”
“大明变革推进效率低，很大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要想变革顺利进行，就必须要扭转这个思想，将单纯的管人，变成管人和管事两手抓。”
“甚至管事儿的重要性，还要超过管人。”
众人心道果然如此，就是冲着这一块来的。
就是不知道他要如何完成这个转变。
大家都打起了十二分精神，生怕听漏了关键的地方。
陈景恪扫视了一圈，见众人一副认真听讲的样子，很是满意。
“为什么管事儿的重要性，还要超过管人呢。”
“首先说说管人，所谓管人其实就是治心。”
“古人认为，将人心管好了，天下自然大治。”
“所以，华夏思想自古以来最重治心。”
“这一点其实没有错，世间的大多数矛盾，都是人心引起的。”
“人心不治，世界就不会安宁。”
“但错就错在，朝廷将治心作为了唯一手段。”
“老子说的很清楚，治大国如烹小鲜。”
“《诗经·桧·匪风》毛传云：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
“朝廷只需要制定礼仪律法，来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值得提倡的，什么是应该反对的，以此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
“只要他们不触碰到这个框架，就不要过多的去骚扰他们。”
“这才是老子清净无为的核心。”
众人再次颔首，这个道理并不新鲜，历朝历代对这方面也都有诠释和拓展。
陈景恪也没有过多赘述，他说这些也只是确定一个主基调，治心当采用道家的无为之法。
只要不违法，不违背公序良德，百姓想干啥就干啥，朝廷不要多管闲事。
可历朝历代能做到这一点的非常少。
更多时候是变着花样的折腾人，最终将国家折腾没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大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分不清管人和管事的区别。”
“用管人的方式去做事，结果事事不成。”
“用管事的方法是去管人，结果百姓不堪其扰。”
“可以说，这是过于重治心而轻做事的必然结果。”
话题至此，终于进入了核心，为什么要重做事。
陈景恪注视着众人，说道：“为什么要重做事？”
“先贤已经说的很清楚，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根据人类生存需求理论可知，生存才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
“你不能指望一群活不下去的人，去遵守所谓的法律。”
“想让百姓遵守律法，必须要先让他们活下去。”
“身无分文的时候，一文钱都能看在眼里。”
“身上有一贯钱的时候，掉了一文也不会太心疼。”
“百姓能吃饱饭就不会造反，这是自古以来所有当政者都明白的道理。”
“再加上适当的约束，社会上的违法行为也必然会减少。”
“这就是唯物学里面，物质决定意识的具体表现。”
这个道理并不复杂，很容易就能听懂。
下面听课的众人豁然开朗，之前读唯物论积累的种种疑惑，都似乎有了答案。
对唯物学和大同思想，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的当政者，却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或者意识到该怎么办，却不知道要如何去实现。”
“就好比都知道要抑制土地兼并，这样百姓才有地种才能有饭吃，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可具体要如何抑制兼并？并没有太好的办法。”
“靠每个县的那两三名官吏，怎么可能管得住这些？”
“况且最热衷于兼并土地的，恰恰就是这些官吏以及他们背后的家族。”
“最后百姓无立锥之地，为了生存只能铤而走险。”
“朝廷却还是将一切归结于人心坏了。”
“然后试图通过治心，来让百姓安分守己。”
“这岂不是缘木求鱼吗？”
“可以说，既可悲又可笑。”
众人被说的有些无地自容，因为他们也是同样的想法。
陈景恪并没有打击贬低谁的意思，他只是就事论事。
只有将这一切说清楚，才能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
“做事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增加社会上的财富总量。”
“更具体的说，为了生产出更多的粮食、衣服、药品、器具等等，来改善百姓的生活。”
“通过满足百姓的基本生存需求，来达到治心的目的。”
一席话说的众人犹如醍醐灌顶。
原来如此，治事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基本生存需求，最终反馈到治心上去。
这和先贤的所提倡的思想并不冲突。
而是对先贤思想的拓展和具体化。
难怪他要提出人性需求理论，难怪他构建的终极理想世界，要求物资和精神双满足。
没有物资满足，精神满足就不存在。
没有精神满足，物资满足也没有任何意义。
两者是相互依存的。
“而且治事比治心要简单。”
“心是最复杂多变的，也是难以掌控的。”
“凡是玩弄人心的，最后必将被人心反噬。”
“老子提出无为而治的思想，简直太伟大了。”
“事不一样，它更加的具体，好坏一眼可辨。”
“所以治事看起来繁琐，增加了大家的工作量。”
“实则是将抽象的工作具体化，让大家有迹可循，是一种职能的简化。”
“比治心要简单太多了。”
众人总觉得这话很怪。
做事简单吗？恐怕一百个人有九十九个会说，比以前难太多了。
可只听陈景恪的讲解，又好像非常有道理。
具体哪里出了问题，他们一时间也想不出来。
陈景恪也没有让他们多纠结，很快就给出了解答：
“为何大家普遍觉得，变法之后当官变得更难了？”
“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不熟悉做事，就会觉得无所适从。”
“其二，说的难听点，大多数人并没有什么为国为民的思想。”
“他们做官只是为了出人头地而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想法，他们是没有的。”
“对这样的人来说，自然是治心更轻松。”
“什么都不需要管，只要百姓不造反，按时把赋税征收上来就完事儿了。”
“多么的轻松惬意啊。”
“可是你们去问问那些真正为国为民的好官，问问他们累不累。”
众人再次陷入了沉思。
通过治心来达成国泰民安，真的轻松吗？
看看范仲淹就知道了。
想要改变世道，却不知道该怎么着手。
尝试着去做，却遭到接连的打击，最后郁郁而终。
他轻松吗？
就算是被许多人骂的王安石，他真的就是为了祸国殃民吗？
恐怕不是。
他是察觉到世道有问题，想要做出改变。
只是不得其法，最终好心做了坏事。
他快乐吗？
不说前朝，看看陈景恪就知道了。
他是大家公认的君子。
为了变革殚精竭虑，没人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
以前大家都羡慕他的才华，羡慕嫉妒他在皇家心目中的地位。
可很少有人去想，他都付出了什么。
恐怕没人会认为他们轻松。
说白了，‘治心’时代最适合自私摆烂的官吏，他们会觉得轻松惬意。
对于心怀天下的人来说，却是灾难。
治事不一样。
它提出了具体的做法，要求官吏必须去做某些事情。
自私摆烂的官吏自然觉得不舒服。
我当官是为了享受，怎么让我‘当牛做马’起来了？
对于心怀天下的人来说则不然。
他们看到了让国家变好的道路。
我只要如此去做，情况就会一点点好转。
还有比这更值得开心的事情吗？
他们会充满斗志，会对未来充满希望。
说到这里，陈景恪话锋一转，道：
“但也不能因此就忽略了治心，无为而治只是不过多骚扰百姓，而不是什么都不做。”
“朝廷必须要制定完善的礼法制度，树立一些标杆，以此来规范人的行为，引导人们向善。”
“没有正确的引导，社会风气就会腐化……”
看看前世的西方国家就知道了。
他们只治事而不治心。
所以他们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也率先开始妖魔化。
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
做事和做人都要重视起来，至少也要做成一样。
只不过当时那些人，是用这个理论来批评中国的。
认为中国事儿做不好，人也没教好。
然后西方某某国家做的多好多好。
总之老公知言论了。
抛开立场问题，只看这个理论本身，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一个现代国家，治心和治事都得做好，有一点做的不好都会出问题。
作为穿越者，陈景恪自然要吸取这方面的教训。
在向治事转变的时候，也不能将治心给抛下。
话题说到这里，他终于说出了最终的结论：
“治事当有为，治心需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