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医院全力抢救刘东海之时，市公安局临时审讯室里，郑思龙正被羁押在市局的审讯室里，双手被反拷，身上衣衫沾满血迹，正静静地蹲在墙角一边。

身穿制服的小杜透过审讯室门上的窗子，看到他蹲着那里，一动不动，好像在闭目养神一样，顿时就来了气，想起自己的师傅，此时正在医院里生死未卜，便猛地一把推开铁门，上前就是一脚，然后又将他狠狠揪了起来，须臾之后，这才慢慢松开了手，努力地压住内心的怒火，厉声呵斥到：

“你个王八蛋，杀了人，好象没当一回事似的，竟然在这里闭目养神，去去去…给老子滚到那边的凳子去，老老实实给我坐下！我可告诉你，千万不要给老子耍横，否则有你好果子吃的”

郑思龙似乎十分听话，很顺从地走到犯人坐的椅子前，却忽然转过身来，将拷在后面的双手向那警察晃了晃。小杜一看，更是来气，刚准备提脚踢过去，就见局领导带着一个人走了进来，顿时收起了情绪，走过去将郑思龙的手铐解开，然后又将他双手锁在椅子上。

郑思龙之事件，令市局领导感到十分的震惊，不仅仅是因为此人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公安大院杀了一名从业多年的资深警察，更是因为这大院地下，竟然还藏着一条暗道，解放这么多年，一直无人发现，真是太令人感到匪夷所思，惴惴不安了，联想起这里曾经是国民党军统总部所在地，顿时感到事态比较严重，于是立即与国安部门取得了联系，同时派出了大量人员和技术力量，将整个大院和那条暗道的里里外外，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全面清查。

此时，梁副局长正在审讯室的隔壁，通过单向透视镜，对里面的郑思龙进行细致的观察。刚才所发生的一幕，令他心里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此人心理素质可能很强悍，遇到如此要杀头的大事，却表现出如此的冷静，具有明显的自我控制力，这在他以往办理的案件中，并不多见。虽然自己所办的案件，被抓之人，大都涉及到国家安全，并且很多都经验老道，但只要一进入这狭窄闭塞且四面空空的昏暗审讯室里，往往都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紧张和恐惧不安，有的人，甚至会立即产生无所遁形、陌生而又孤立无援的感觉，满脸露出惊慌失措、沮丧绝望等表情，可眼前此人，却表现的如此泰然自若，就连转身要求警察打开手铐之动作，都显得那么的沉稳淡定，不卑不亢，再看他坐在椅子上的那姿势，脑袋微微向后仰，两眼半闭着，左腿叠放在右腿上，双手交叉平放在前面的横板上，这是一种典型的优势心理和自信表现，并且很多程度上是故意做出来的，而面对即将来临的审讯，他好像认为只不过是一场演戏罢了，司空见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事实也真是如此。一上来，未等审讯人员问话，郑思龙就主动开口到：“请给我来杯水”

站在一旁警卫的小杜，望了一眼坐在审讯桌前的局领导，只见他微微点了点头，便一脸不高兴地走出门外，快速地倒了一杯冷水进来，然后“碰”的一下放在郑思龙椅子的挡板上。

郑思龙客气地说了声谢谢，便低下头，一口将水喝完，然后作出一种洒脱的姿态说到：“问吧！”，这一举动，顿时令局领导感到有点意外。

片刻沉默之后，局领导摇了摇头，微微苦笑了一下，便按照正常的审讯犯罪嫌疑人程序，问到：

“你的姓名”

“郑思龙，香港人，现年28岁，1972年8月26日出生在香港九龙，上月25号入境，26号来到南京，开始住在新街口的金陵大饭店，后来住在香江大酒店，我的回乡证号码为…”

“停，停，停…其他的，我问你了吗？”，局领导见他如同竹筒倒豆子似的，稀里哗啦，便立即打断了他的答话。

“我记得你们大陆不是有个政策，叫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我主动交代自己的身份、罪行，不是能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的吗？！”

“嘿嘿嘿…你觉得，就你现在这态度，能得到宽大吗？”

“难道不能吗？我可是主动交代”

局领导见他用如此戏谑的口气在与自己对方，心中顿时怒火中烧，但很快就被自己强压了下来，然后冷冷地笑到：

“好！既然你这么主动，并愿意配合，那你就给我老实交代，你的家庭成员？你为什么来南京？为什么要潜入公安大院？为什么要杀人？来大陆的目的是什么？去过哪些地方，做过哪些事？还有，你有没有同伙、你的上下级，你加入的组织，以及你们之间都是怎么联络的？等等这些…统统都给我交代清楚“

郑思龙没想到对方一口气抛出这么多问题，连个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并且还直截了当地直接触及到最为敏感的话题，“什么上下级、同伙，组织，以及如何联络”等，心底的防线开始出现了松动，一种前所未有的不适和思维混乱，在慢慢袭向他的心头。

就在这时，郑思龙猛然想起了父亲曾经讲过“当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培训他们时，曾提到美国人在其国内犯罪，是如何面对警察审讯的。他们通常利用五种技巧，来让自己或同伴逃脱罪责，就是‘保持沉默；保持沉默；在审讯过程中，一直想象墙上写着‘我行使保持沉默的权利’；时不时打断对方问话，要求请律师；在心里营造对审讯者的憎恶情绪，防止落入警察圈套而开始说话”，不过，他很快明白过来，这些所谓的技巧在大陆可能并不适用，因为自己从未听说过大陆有什么保持沉默权利之说，于是便闭上了双眼，不作任何回答。

局领导本想利用对方如此不以为然的情绪，来个突然打击，用一连串的随意追问方式，令他的思维发生胡乱，进而出现“逻辑上的反驳，而非简单的否认”之情况，但没想到这家伙竟然双目紧闭，缄口不语了。

在以往成功的审讯经验中，局领导发现紧盯嫌犯的眼睛，是十分重要且有效的。嫌犯在回忆某些事情时，眼睛往往会向右移，在思考如何回答时，往往会向上移或左移，而审讯者为了强化压迫力，打击对方的心理承受能力，往往在语言的配合下，直视对方眼睛，并一直保持紧盯状态，这时，会令疑犯的眼睛能接受到这种强烈信号，输入到他大脑的特定中枢，很快会产生电位变化和化学物质反应，并令神经系统释放出一种畏惧或妥协的信号，从而达到摧毁对方说谎或抗拒意志等审问功效。

就在局领导感到有点无计可施，准备跟对方耗下去时，梁副局长拿了一个信封走了进来。只见他将信封放在审讯桌上，然后径直走向郑思龙，绕着他走了两圈，然后突然在他背后停了下来，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顿时令郑思龙感到巨大的不适。

只见他轻轻地摆了摆身体，偷偷地舔了一下嘴唇，开始显示出一丝烦躁不安情绪，就在这时，只见梁副局长快步走到桌前，从信封中拿出了一张照片，然后又快速走回，放到了他的手上，说到：

“张开眼，好好看看！”

郑思龙本以为是那位警察被杀的血淋淋照片，故而经过一阵短暂且恐惧的沉寂和犹豫之后，还是张开了眼，一看照片，顿时令他大吃了一惊，“竟然是自己在小吃店里吃鸭血粉丝汤的照片，照片之中，自己正坐在一张桌子前，桌子上还放着一个木质的器物”，看到此，他下意识地去摸自己的裤袋。

就在他忽然感到无奈空落之际，就听到有人说到：“你是在摸这个东西吗？”

郑思龙抬头一看，眼前站着一位五十多岁的人，手中正拿着他的那只令符，心里更是一阵恐慌。见此人慢慢走到审讯桌前，并在一名审讯者让开的椅子上坐下，两手自然交叉挽在胸前，一言不发，两眼紧盯着自己，目光之中仿佛射出了一道冰冷的剑气，只抵他的心间，令他不寒而栗。

此时的梁副局长，梁副局长发现了郑思龙的坐姿开始微微前倾，手脚方向也发生了变化，先前外八字形的脚型，现在已回拢并排，脚尖直冲着他们两，这意味着他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并作出了愿意积极配合并如实交代的姿态，于是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到：

“你的情况，我们基本上都掌握，说一下吧，你在香港三合会中是什么位置？”

“依字辈”

“这次来南京，是帮中公干，还是私人之行？”

“私人”

“哦？…来干什么？”

“找东西”

“什么东西”

“我父亲藏的一件东西”

梁副局长突然停止了问话，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须臾之后，从信封中拿出了一张照片，让小杜拿到郑思龙面前，让他看一下，然后说到：“是这个铁盒子吗？”

郑思龙看完照片后，顿时整个人崩溃了。只见他身体猛地抖动了起来，两眼泪水哗哗，双手试图脱开手铐，但经过一番声嘶力竭的挣扎后，忽然又停息一动不动。须臾之后，猛然仰头朝天，大声叫喊了起来：

“老豆啊，你在天上可都看到了吧？不是你的仔不孝顺，不勤力啊，而是老天爷不公啊，那东西给他们先找到了”

“我没鬼用啊，对不起你老人家”

“幸运的是！那件嘢，没有灭失，还在！”

局领导见他一会儿哭喊，一会儿自言自语的，似乎在故意做作，装疯卖傻，不由怒火不已，大声呵斥到：

“吼什么吼！吼丧哪！跟老子闭嘴！就为了找这个东西，你狗日的竟然杀了两个人，你他妈还是人吗？！你的良心都给狗吃啦？！还有脸在这里吼你死去的爹？！看来你爹当年也跟你一样，冷酷无情，不择手段，禽兽不如！”

“不要侮辱我老豆！我老豆可是堂堂的英雄，你算什么鸟啊！我老豆当年虽为军统，与你们**水火不容，但做人做事，从来都是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众的事，为了党国事业，为了抵御外敌，他老人家可算是九死一生，鞠躬尽瘁了，因此绝不允许你这样侮辱他，败坏他老人的名誉！”

局领导刚想继续发作，就发现梁副局长在旁拉了一下他的衣服，于是便忍气吞声下来。

“郑…思…龙，难道说错你啦？！杀了人，你还有理了？！…你以为这里是香港啊？能由得你胡来吗？！…还有，你父亲，一个军统特务…还…还什么…为了国家民族，九死一生？呵呵呵…知道什么叫大言不惭，笑掉大牙吗？！…你倒说说，你父亲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到底做了什么好事？！”

“嘿嘿嘿…你们不要用这种方式来激我，我都做好准备了，不怕你们用老虎凳、辣椒水”

“哈哈哈…这就是你对大陆的认识？你以为都象国民党那样惨无人道，****？放心吧，你不讲，我们绝不会刑讯逼供的，也不会饿你、困你、折磨你的。我们有的是时间和耐心。”

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郑思龙的情绪似乎发生了变化，只听他喃喃说到：

“其实，自一进来，我就想将一些事情说清楚，无奈，你们之前派来审我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啊？虾兵虾将的，根本不够资格听”

“怎么样？要我们用八抬大轿来抬着你？还是要象供菩萨一样供着你啊？真是给脸不要脸，越说越得劲了！”，局领导愤怒地回呛到，

“这位长官，你不要误会，也不要这么激动。我想说的，不是我自己怎么样，而是我讲的事情怎么样，他们是不够资格听的”

局领导一听，内心微微一怔，便转头与梁副局长小声商量。

郑思龙见两人在嘀嘀咕咕，又进一步补充说到：“我也不怕跟你们说实话，为了找那个小盒子，我杀了人，有点不折手段了，我知道，就是老天爷也不会放过我，所以今天被你们抓了，我一不怨天，二不怨地，更不怨人，这是因果报应，咎由自取，我无怨无悔，认了！这样也算对我豆有了交代了，只不过是有点遗憾罢了”

“遗憾？什么遗憾？”

郑思龙并未接过话题，而是说到：

“嘿嘿嘿…你们俩应该是局级干部吧？特别是这位不穿警服的，你应该是搞情报工作这方面的吧？”

他见两人缄默不语，顿时似乎有点如释重负，欣慰地说到：“我今天其实很高兴，一方面终于等来了够资格听我讲故事的人，另一方面也得知了小盒子的具体下落，所以，我决定在被你们枪毙前，还是将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不想将秘密带到坟墓里去，我怕…到了阴曹地府，见到我老豆，被他臭骂。好了，你们就问吧。”

梁副局长似乎被他的态度感动了似的，用温和的口气问到：“需要给你倒杯水吗？”

“好的，谢谢！”

局领导立即转头看了一眼站在一旁警戒的小杜，小杜见状，顿时心领神会，迅速出去倒水了。

就在小杜还没回来之际，郑思龙又说到：“我相信，有些事情，你们应该掌握了一些，但大部分的秘密，你们可能从未听说过，所以，我希望，在我讲之前，请刚才出去的那位小警察不要在这里，因为他还不够格听”

局领导猜想这家伙下面要讲的内容，可能会涉及到国民党情治系统方面的机密，于是转过头去，对梁副局长低声说到，“我要不要也回避一下？”，被一口否决了。

郑思龙见小杜警察放下水杯，被指示出门后，这才正式开了口：

“…全面抗战那年，也就是1936年12月，原先在33年1月从北京转运到上海的故宫文物，在国民政府行政院要求下，又用专列运到了南京，存放在朝天宫。当时，我父亲效力于军统，此前隐身在故宫博物院的警卫部门，主要是为了暗地监督“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的，后来发生了易培基案件，我父亲受命进行秘密调查。你们知道易培基案件吗？“

见两人未回应，于是又自言自语到：

“易培基，是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后，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任院长，当时张继这个人，一位国民党的元老，最初也想做院长，但没有成功，只做了一名常务委员，并且排在最后，心里就有点不舒服，后来，故宫的领导职能发生了变化，由委员制改转为院长制，院长由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副院长以及下属各科负责人，则由院长直接提名任命。易培基继续担任院长，他将一直跟随他的马衡，擢拔为副院长，本来这副院长一职，是内定给张继的，但张继最后却落空了，只做了文献馆的馆长，这令他更是不满。此时，恰逢倭寇侵华日夜加剧，山海关失守，北平面临着即将沦陷的危险，易培基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提出了要将故宫的文物南迁，张继表示强烈反对，后来在得知南迁计划已得到行政院正式批准，并有六万元的预算迁移费用，于是就打着‘文物迁移存放在上海法租界内，是一种国耻’的幌子，要求文物迁往西安，由他来具体负责，但被易培基否决了，这一下，终于激怒了张继和他老婆崔…崔振华。

崔振华这个女人，真是不简单，是个华侨，曾出钱资助过辛亥革命，在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时，还专门跑到广州，找孙先生大吵了一架，最后如愿以偿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这次见张继没有捞到迁移经费的分配权，就开始挑事吵闹，先是利用自己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到故宫设在神武门的办事处大吵大闹，撒泼打滚，后来利用与当时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关系，联手南京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等人，恶意捏造构陷易培基院长侵占故宫古物，一时闹的满城风雨，故宫无法正常工作。由于这一事件影响很大，当时中央监察委员会、行政院、司法部都介入调查，我父亲也受戴局长密令进行秘密调查，后来还受命跟踪过国民党三元老，吴稚晖、张静江和李石他们三人”，

“为什么要跟踪这三个人啊”，梁副局长不解地问到，

“他们三人，为了易培基的冤案，专程跑到四川、重庆，找蒋先生去伸冤说情”

“噢…继续说”

“就在文物正式南迁的前一天，我父亲突然收到了军统北平站传过来的一份紧急情报，称日本人预谋在南迁专列路过的天津段附近引爆炸药，意图阻止文物南迁，然后嫁祸于人，并借机在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迫使迁移计划全面终止。我父亲见状，立即通过匿名的方式，将该份情报传递给了马衡先生，马先生当时是负责文物迁移的总指挥，应该说，这份情报还是及时起到了作用。当然，马先生也有可能从其他途径得到了这个情报。第二天，马先生在北平火车站送行专列时，特地将当时负责第一批文物南迁的吴瀛先生叫到一边，秘密嘱咐他，专列开出后，中途要改道，避开天津站，转平汉线南行。后来，专列正是按这个路线南行的，一路上安全无恙。我之所以要讲这些，就是想说，我父亲还是为国家做了点事的，并不是这位领导口中的那种十恶不赦之人。”

局领导顿时“嗬嗬”干笑了两声。

“领导，你也不要不信！有时间，完全可以去查一查，看看我说的这些是不是真的？专列后来是不是改道了？还有一件事，你也可以顺便查一下。当时有个叫周肇祥的人，此人曾是民国政府“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委员，曾负责管理过故宫，后来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后，退出了故宫。就是这么个人，在得知故宫文物要南迁消息后，受张继和日本间谍的诱导蛊惑，专门成立了一个‘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自认**，设在你们大陆领导人现在办公居住的地方，然后公开通电全国，反对故宫文物南迁。不仅如此，这家伙还组织了一帮人，在故宫太和门前游行集会，散发传单，发表煽动性的演讲，想阻止故宫文物外运，后来，我父亲将此事及时通报给了军统北平站，这不，第二天，我父亲的两位同仁，穿着警察服装，来到了周肇祥家中，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两个耳光，然后将这家伙拷了起来，拖上车，关进了大牢。这样一来，原先那帮闹事阻止的乌合之众，一下子树倒猴孙散了，后来的文物外迁，就变得非常畅顺了，再也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和麻烦了。”

“后来呢？”

“后来，到了37年7月，卢沟桥战事爆发，南苑又失守，我父亲这才暂停了秘密调查工作，随着故宫最后一批南迁文物来到了南京，留在朝天宫从事古物的保卫工作。他到了南京首都的第三天，突然接到了命令，并被蒙面带到了军统总部旁边的一个秘密处所，也就是前几天我曾去过的三元巷洪公祠对面的那条巷子。在那里，我父亲平生第一次见到了戴笠局长，受到了戴先生的表扬。我父亲当时向他详细陈情了易培基一案的始末，以及文物南迁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情况。

再后来，过了大约半年时间，上海淞沪之战打响了，国民政府感到首都南京已不再安全了，决定安排故宫文物西迁。当时，西迁的路线分为三路，北路、中路和南路，北路和南路为陆路火车运输，中路为通过长江船运，我父亲当时被分配在中路，要跟船西行。就在这年的十一月，国民政府将首都正式迁到了重庆，我父亲此时还留在南京，没日没夜地参与抢运文物，先后一共运出了一万多箱，但令他万分痛心的是，剩下的将近三万箱的文物，最后还是没有来得及运出去。我父亲直到去世前，还一直在念叨此事，说这三万箱文物，都是康熙、乾隆时期的西洋贡品、清宫玉牒和内务府档案等，之所以没来得及运出去，主要是由于英国佬胆小怕死造成的。本来已跟英国的太古洋行约好的，可是到了12月…？…12月3号，他们的船长临时变卦，死活不肯将船靠上下关码头，导致这批古物，最后又被拉回到朝天宫存放，没过几天，也就是12月13日，首都正式失守了。听说后来小日本曾想将这批文物运到日本去，临时这些文物移到了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东方中学四个地方封存，还好，45年日本人投降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时，这些文物大部分还在。”

“暂时不说这些，还是说回你父亲吧”，梁副局长见他说的有点走样，便打断了他的供述。

“我父亲当时是跟着中路的船运这一路，文物通过长江运到汉口后，稍作了停留，就又到了宜昌，在这里，换上了民生公司的船，就这样，逆水行舟，一直到了第二年的5月份，才到了陪都重庆，这一路上，我父亲他们可是吃尽了苦头。到了重庆之后，我父亲就收到命令，没有再跟着文物去四川的乐山、安谷了，而是留在了重庆警备司令部。

再后来…大概是41年，不对，是重庆大轰炸后的第二年，43年，这一年的3月17日，我父亲接到了军统局的命令，一大早就来到了位于歌乐山的军统临时办公总部，第二次正式见到了戴先生。”

郑思龙停了下来，提出能否给他再续一杯水。局领导迅即起身，很快从外面拿了一杯水进来，摆在了他的面前。

郑思龙端起水杯，听到铁门“咔嚓”一声，知道已关闭，喝了一大口水，便放了下来，继续讲到：

“戴老板这一次亲自召见我父亲，是有特殊原因的。就在国民政府将首都迁到来重庆不久，戴老板就忽然收到了四川青城山的一位道士送来的一本古书。这本古书的名字，叫…叫…《怀陵流寇始终录》，是个古籍抄本。戴笠当时并没有在意，随手翻了一下，就扔在办公桌上一角。某一天，小日本飞机又来重庆轰炸，他在躲进防空洞时，顺手就将这本古书带了进去，这才发现该本书作者的姓名与自己雷同，也交戴笠，是位明末的史学家，因此产生了一点兴趣，后来，他花了点时间，细细阅读了一下，这才发现其中所载之内容，竟然是明末李自成是如何攻入紫禁城，称皇登基，如何掠走众多财宝，后来败退京城，一路携宝，辗转陕西，河南，最后在湖北九宫山全军覆没的。而令他感到非常惊奇的是，这本书中，还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工整地写着一行字”

讲到此，郑思龙故意停顿了一下，见两位审讯人员并未表现出急切之状，于是继续说到：

“一共十六个字，‘荆楚之石，鹤鸣角亢，率循大卞，天下燮和’。这十六个字，顿时引起了戴老板的注意，也终于明白了道士的一番苦心。

据我父亲说，戴老板虽然已大概猜到这十六字的含义，但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私下向当时的国学大师傅斯年老先生请教，就是那个…那个敢在蒋先生面前跷起二郎腿说话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据称在国共重庆谈判时，还向贵党的毛先生索要过一首诗…嘿嘿嘿…后来又向钱穆、刘文典、陈寅恪等几位国学大师请教过，最后才真正确定这十六个字的真正意思，原来里面大有乾坤，深藏玄机。于是就乾纲独断，秘密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一共五人，我父亲就是其中一员，去追寻遗失多年的秦皇传国玉玺，寄望能借此神力，振奋人心，救中华于危亡。后来，抗战胜利刚结束，这事就给蒋先生得知了，引起了蒋先生的极度不满，认为戴老板权势熏天、目中无人，不忠诚，有不轨之心，于是放话要裁撤军统。

46年3月12日，我父亲他们收到了戴老板的紧急返宁密电，于是便日夜兼程往南京赶。谁知，当他们五人3月16日下午刚到达南京郊区，就突然遭到一股人袭击，两位同事当场被打死，我父亲他们三人被打散了。我父亲算是命大，当时大雨滂沱，山路崎岖，并且又是晚上，伸手不见五指，就在他感到绝望之际，忽然看到远处有一盏高高的明灯在闪亮，以为是天上神灵护佑，便向着灯光一路摸索过去。当他走到一处破房子里，感觉到气氛有点不对，于是就将身上的小本子、通行证和报纸，用个牛皮袋装着，埋在了离旗杆大约有两庹的正南方向地下。第二天，大雨过后，他出去找食物时，就被当地的保安团抓了，后来被直接关到了南京军统总部。

由于我父亲执行的是秘密任务，只向戴老板一人负责，所以虽遭一番严刑拷打，但没有丝毫松口招供，后来就被扔在关押室里，一直无人过问。真是好人有好报，我父亲就是这样运气非常好的人，福大命大，没想到，一天晚上军统大楼突然大火，他找了个机会就逃了出来，第二天，才从报纸上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来继续审他，而是因为自己被抓后的第二天，戴老板的飞机在飞往南京途中，在大雨中摔到了戴山之中，无论是军统还是中统，都无暇顾及了。我父亲看到这个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他深知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事，里面一定有一个巨大的阴谋，并且很有可能与他们这次行动所调查的秦皇传国玉玺有关，于是连夜改头换面，逃亡外地，一路装成乞丐，逃到了香港九龙，藏到了一个民国政府和香港政府两不管的地方，也就是九龙寨，估计你们应该知道这个地方。嘿嘿嘿…不过，我还是要说一下的是，戴老板坠机之事，是否与蒋先生有关，我父亲并不清楚，但心中一直有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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