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的这番话算是把官员的品级、职务和他的成绩作了一个清楚说明，也把一直以來很让人看不明白的升官现象展现出來。一直以來官员升迁的过程都是这样的，先是要不断做出成绩，无论是真做还是假做反正你得让能决定你命运的人看到你在做，这时候再有一个人不停地替你说话，那你的升迁之路就比较顺了。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一当上官就开始不断努力，有事做就拼着命去展示才华，沒有事做制造点事端也要搞出一点动静出來。

还好天启在几年前强行规定了用年龄限制品级这一制度，否则的话那些年轻力壮的官员得废寝忘食去立功，一个个都会争取几年之内升到政务院去。只有到了那个地方也就是出将入相，才能站在官员们能够去得到的最高处对其他人指手画脚，当官不就是图个能指挥他人而自己不受支使吗？就算用年龄限制了品级，很多官员的功劳簿上也积累了不少的功绩，一旦年龄到了直接冲到下一个门槛边上也不是不可能。

年龄限制了品级但限制不了职务，很多人他愿意做大事拿小钱，政务院首先开了个头用低品级官员做高品级官员的事，也就是钱谦益、温体仁、周延儒他们那一批。政务院前几年退了好多到年龄的老臣，沒有办法就招了几个年轻人去襄助政务，办的是二品大员办的事但是拿的是四品五品的俸禄，而这些人也愿意沒有人嫌东嫌西。在这件事上让大家对职务和品级的认识上又有了新的内容，很多人就想着如何先做事等年龄到标准，相当于先占个位置。

天启对这种事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大家沒有违反年龄限制品级的规定，而且有人愿意做大事拿小钱，他也沒法说出什么不是來。现在天启顺势试点推行民选官制度，也有在官员的职务上定个规矩的意思，品级有限制职务沒限制总是不妥，万一哪天政务院里都是些六品七品官在主事，那才成了大笑话。钱谦益和杨涟先是分别在南北两地搞试点，后來又一起在北京周边二次试点，这次回來有问題天启就让他们去找刘宗周，这是因为天启知道刘宗周认死理。

刘宗周沒有辜负天启的期望，在这事上充分发挥了他认死理的特长，他经过仔细考虑最终把品级跟官员的成绩联系在一起，而把职务跟成绩抛在一边。在大明每个官员的品级都跟他的收益有联系，品级高自然收入高品级低自然收入低，比如说现在七品官的月俸大概是七到八石大米，而一品官的月俸就达到近九十石，相差大概有十倍以上。一位官员做出成绩就相当于立了功，升他的品级就相当于增加了他的收入，算是用一些看得见的好处奖励立功的人。

当然还有一种奖励就是直接用银子一次性奖励，那是因为这人立的功有些奇怪不好提升品级，或者说他受年龄所限升无可升，干脆來点实惠的免得等太久。无论是提升品级长期奖励还是一次性奖励，都有互不相欠的意思在里面，这次奖励了你当然你立的功劳也就一笔勾销，今后就别再拿以往的功劳來说事。不过也有人在得了现实好处的同时还想着怎么捞个大点的职位，那么这就不行了，因为天启早就说过职务跟功劳要分开。

最早天启曾经跟刘宗周等人商讨过职务和功劳的关系，天启认为职务和功劳应该分开，有功劳就该奖励而职务不能拿來奖励，只能根据个人的能力來安排。刘宗周最开始也沒有想通这问題，他认为一个人做出了成绩就证明他有能力，既然有能力那么就应该给他一个更大的舞台让他施展。这想法粗粗一看并沒有错，但是仔细一想就有问題，一个人在低级职位上做出了成绩，是不是就一定能在高级职位上做出成绩呢？

就比如说一个人在考秀才的时候考得不错，是不是就意味着他现在去考举人考进士也一定考得好？仔细一想答案就是否定的，一个人考秀才时考得好只能说他以前学得不错，将來考举人考进士要想考好，他还得继续刻苦用功学习，不努力学习吃老本恐怕要不了多久也就泯然众人了。

当然刘宗周后來也想通了这问題，职务必须跟能力挂钩，一个人以前在小地方做出了成绩，只能说明他有一定的小能力，要说他那点小能力能在大地方胜任恐怕谁都会摇头。大家都知道能力的提高不是突然间就能提高的，必须有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除非大地方小地方对人的能力要求都差不多，真这样的话大明的发展也就肯定有问題。

以前的能力与新岗位不匹配是一个原因，按天启的说法还有个原因不能用职务去奖励功劳，那就是担心官员肆无忌惮地去捞钱。开始已经说过无论是提升品级长期奖励还是一次性奖励都有过后互不相欠在里面，不给看得见的实惠而给一个大一点的官位，这是个什么意思是个人都会去慢慢琢磨，而且十有六七都会认为朝廷在鼓励自己用新给的权力捞钱，反过來自己以前的功劳相当于拿來买了这么个官，如此一想那肯定是不捞白不捞还捞得心安理得认为自己应得。

说到底官员跟普通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物质需求，立了功就该得到物质上的回报这是天经地义的，就像一个商人起早摸黑东奔西跑运货买卖，他不可能只想着如何方便群众而不想着自己能赚多少。官员也是一样不可能两袖清风勒着裤带去为人民服务，那些只想着怎么多捞银子的是贪官会让大家鄙视，那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只存在于传说中，在为人民服务让大家富裕的同时也增加点自己小家的家底，这才是天下绝大多数官员的真心想法也是正确的想法。

刘宗周的话说出來后大家都在思索，只有信王沒有多想因为他以前听天启大概说过这方面的考虑，虽然当时说得沒有刘宗周说得这么细，但是大概意思都差不多就是官员的职务应该跟他的能力有关而不是跟他以前的功劳相联系。信王看了看周围的人想起自己马上就要离开政务院到这里來，心中不由得生起一种轻松的感觉，以前在政务院要面对诸多具体事务，虽然说有人在旁边帮助不用他亲自动手，但是怎么也比不上监政院清闲而且更有权力，这才是位高权重责任轻的好地方。

信王看了看周围的人突然想起杨涟和钱谦益不是监政院的人，仔细一想想起他们开始是來找刘宗周而刘宗周不在后來才來，想到这里信王问道：“刘大人开始和徐大人去博学院处理事务，到底怎么样了能不能说一说？”

刘宗周本不想谈这事，见信王相问于是叹了口气说道：“还不是礼部的温体仁和周延儒闹出來的，前一阵皇上让他们去调查一下教育方面的情况，好提高大明百姓的识字能力，不识字怎么可能参加选举呢？明明是选张三结果把票投到李四的箱子里，那不是闹笑话了吗？这温体人和周延儒也是奇怪，调查就调查吧还把别人的火气逗起來了，现在就有一帮人说我们东林书院的思想是学阀思想，不是东林出身的人都会受打击排挤，这是从何说起？”

信王一听就奇怪了，他知道温体仁和周延儒都不是东林党，但是他也知道这两人是很小心谨慎的人不会去做挑拨离间的事，就算要做也不会做得太明显。他虽然这么想但是也要问一问，因为这两人现在还属于他的下属，信王说：“我看温大人和周大人平时做事还懂规矩，怎么现在突然开始挑动是非了？等我回去问一下他们是什么意思。”

刘宗周忙说：“这也不是他们在其中挑事，只是他们在调查时作了一些笔录，意思是日后皇上问起他们來也可以用数据说话，表示他们的调查不是走马观花说的话也不是信口开河。谁知道他们在调查其他人时，他们以前做的笔录被其他人看见了，被有心人一归纳总结，发现非东林书院的官都不怎么得意，于是就开始了针对东林书院的议论。”

其实温体仁他们的笔录也沒有针对性，确实也反映了大明现在的一些现象，朝堂上主要官员都是进士出身而且多半都是名次靠前的进士，于是就有了一些人看不起一些人的现象。举人当然瞧不起秀才，而同进士又瞧不起举人，进士肯定瞧不起同进士，就算同是进士前三甲也瞧不起百名开外的其他人。到后來朝廷中重要职位那是非进士不用，就算进士不够也是进士优先其他人候补，这就让人们感到很不舒服。

在其中因为学历上的差距被人瞧不起还能忍受，最让人受不了的是门派的歧视，非东林党的官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前景很暗淡，在私下抱怨了几句东林党是学阀后，更多的是针对学历这一公开的矛盾所在。当刘宗周和徐光启本着解决问題的态度到了博学院后，一群人立即就开始针对这种不公平开始了怨言群攻，在徐光启的要求下出來了两个监生出身的人，开始跟徐光启和刘宗周平等对话。

前几年因为朝廷急着用人，而这两人也很优秀于是也沒有去参加科举，后來在评品级时就比其他人少了很多，甚至很多不如他们的人也仅仅因为中了个进士就能多拿钱，这如何让人心服？这两人也举了很多例子说明学历问題的弊病所在，历代帝王不是进士出身这事就不说了，连孔子、孟子等圣人还有姜子牙、诸葛亮等聪明人也被拿出來说事，说假如这些人在大明也不可能有所建树，因为他们沒有什么高学历。

等刘宗周告诉他们科举考试是隋朝以后才开始的，这两人就说唐朝的黄巢就是多年考试未中的人，最后造反使唐王朝覆灭，其中也有科举制度的功劳，是科举制度把黄巢逼反的。当然现在皇帝开明官员和百姓都非常忠诚，不会因为科举制度而让谁生出生异心，但是皇帝要求尽量让百姓都识字，现在如此不公平百姓恐怕也沒有读书识字的兴趣。

这两人的话有些像是胡扯，但是他们现在还拉着徐光启，让他评一评能写字的纸还有火铳、大炮等是不是全是进士发明的，博学院中的好多事务是不是全是由进士做出來的。

信王听了这些有些好笑，他问道：“徐大人还在那里跟人说话，因为那里本來就是国子监他必须要说明白，否则的话那些人会天天烦他。刘大人当然可以一走了之因为你的圣学院以前就是翰林院支持你的肯定多，我只想问一下你认为他们的话该怎么回答呢？”

刘宗周想了想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找一个能准确认定人的能力的办法，学历和功劳什么的都不可靠，能力才是大家都比较服气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