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

消灭南汉后，赵匡胤打算祭告天地、告慰列祖列宗，971年7月1日，诏于本年冬至“有事于南郊”。

大宋统一岭南的消息又在南中国引起了巨大震动，南唐李煜第一时间派来使者入贡祝贺，并派弟弟李从善于11月1日抵京，乞求削去国号“唐”，从此称“江南国主”，并恳请收回诏拜不名的特权。

李煜不止一次地“乞呼名”，以往均被赵匡胤拒绝，这一次，赵匡胤答应了，给他重新刻了“江南国主印”，并亲热地称呼他“李煜”。为何这次就同意了呢？因为赵匡胤已经把南唐当成了下一个目标。我们也终于有机会近距离审视这位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悲情亡国之君——南唐后主李煜的前世今生。

公元958年，对于南唐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雄才大略的后周世宗柴荣完成了“三征淮南”的壮举；这一年，南唐李璟被彻底打服，心中的大国梦彻底破碎，与尊严一起被踩在脚下狠狠摩擦，摆在他面前的不再是星辰大海，而是活下去。

这年正月，后周军队攻陷扬州，占领泰州，与南唐首都昇州隔江相望。李璟宣布改元“中兴”，希望出现奇迹来挽救岌岌可危的南唐，让南唐再次伟大。

他心中有可能出现奇迹的地方，是楚州、舒州等江北钉子户，后周军队虽然在东线势如破竹，克扬州、陷泰州，但在局部战场却步履蹒跚，其中淮河上的重要据点——楚州，在防御使张彦卿、监军郑昭业的指挥下屹立不倒，抵挡住了后周军队连续四十天的猛攻。

负隅顽抗的楚州、舒州对深入淮南的后周军队形成了一定的牵制，使得江北战况存在一定的变数，为南唐保留了最后一丝幻想空间。

另外，扬州等地虽然被后周接管，但后周的控制力仍然有限，比如扬州治下的天水县仍在南唐的控制之下。李璟下令将天水县升格为雄州，将天水县守将易文赟提拔为雄州刺史，希望他可以重振雄风，抵挡住后周南下的主力，继而收复扬州，反败为胜。

这就是李璟“中兴”的痴人说梦。

就在李璟改元的当月，柴荣亲临楚州城下，指挥强攻，“以洞屋穴城而焚之”，最终将楚州这块儿硬骨头啃下，主将张彦卿、监军郑昭业等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直至壮烈殉国。前文有过详叙，楚州之战相当惨烈，张彦卿的箭矢用光了、刀剑砍钝了，就用砖头、椅子当武器，率领本部一千将士在城破之后依然坚持巷战，最终全部捐躯，宁死不降，为南唐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柴荣在攻克楚州后，选择了屠城泄愤，放火焚城，把这块儿硬骨头彻底夷为平地。

2月，柴荣率主力部队从楚州南下，雄州刺史易文赟不战而降；西线的舒州也被大将王审琦攻克。

李璟的幻想破灭了。

3月1日，李璟再改元“交泰”，也许是希望否极泰来吧。随后派高级使团渡江求和，并很快与柴荣达成停火协议，“三征淮南”结束。

停火协议的大体内容就是南唐称藩于后周，李璟削去帝号，改称“唐国主”，割让江北全境等等。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正式协议于5月开始生效。按照约定，李璟奉大周正朔，使用后周年号“显德”。在公元958年，南唐先后使用了4种纪年方式：保大十六年，中兴元年，交泰元年，显德五年。

此一战对南唐造成了全方位的致命打击。

比如经济。

三年的战火使得南唐入不敷出，而停战的代价之一又是割让江北全境，粮食产区和手工业重镇几乎全部丧失，除此之外，高额的战争赔款和无止境地进贡更让南唐雪上加霜。

据记载，战后的第二年，公元960年正月，赵匡胤建立大宋，3月，南唐及时进贡两万匹绢、一万两白银贺即位；7月，又进贡五百两金器、三千两银器、一千匹罗、五千匹绢，外加乘舆服饰等。赵匡胤平定潞州、扬州叛乱等，南唐同样要进贡贺喜。

在战争期间，南唐的经济就已经发生严重的危机，为了应对这次危机，钟谟建议铸大钱，韩熙载建议铸铁钱。在出现钱荒的时候，官府就要在钱币上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把更大的面值赋予在更轻薄、更廉价的钱币上，与此同时，民间也出现大量的盗铸、私铸，也就是造假币，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

就像今天漂亮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简单说就是印钞机开足马力大撒币。但是经济低靡的原因是工业空心化、产能不足、供需关系失衡、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等，增发货币只能解一时之急，却不能救一世之困，单纯地依靠增发货币如同饮鸩止渴，不仅挽救不了经济，反而会引起恶性通货膨胀，进一步加重危机。

李璟一开始也是反对铸大钱、铸铁钱的，但当战争结束后，面对几乎崩溃的国民经济，李璟也只能选择妥协，死马也当活马医吧。959年，南唐开始铸大钱“永通泉宝”，以一当十，即钱币收藏爱好者口中的“折十钱”、“当十钱”，又铸五种面值的“唐国通宝”钱，同时还铸铁钱，病急乱投医了。

仅仅半年，量化宽松政策的弊端就初露端倪，李璟果断悬崖勒马，叫停了铸大钱、铸铁钱的货币政策。

战争对经济的摧残是毫无悬念的，对政治的影响更是毋庸置疑的。

前文中已有详述，“三征淮南”使得李璟终结了“四凶五鬼”集团在南唐的统治，其实这只是战争对南唐的政治影响的其中一环，而且是最无关紧要的一环，真正的重头戏是一条被隐藏得很深却又影响深刻的事件——储位之争。

这就是南唐的“皇太弟”与“皇太子”之争，史称“叔侄争储”。

然而这场政治变革在史书中同样只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还是那句老话，字数越少，信息量越大。老规矩，先复述史籍的正面描写，随后分析、推理。

据记载，李璟早在即位之初，就屡次表示要让位给皇弟李景遂，均被李景遂严词拒绝，于是李璟便任命李景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李景达为副元帅，又指定李景遂为“皇太弟”，昭告天下，把李景遂作为皇位继承人，还拉着诸弟在先帝灵前起誓，一本正经地宣布将来要兄终弟及而不是父死子继，同时还将皇长子李弘冀先外放到扬州，又改镇润州，让他远离政治中心。

“三征淮南”后期，当了十三年“皇太弟”的李景遂突然要求外放归藩，赴镇洪州；与此同时，皇长子李弘冀取得了常州大捷，被李璟任命为“皇太子”，确立了他皇位继承人的身份。

不久之后，李弘冀的一些做法引起了李璟的不满，于是李璟就放出话来，要废掉“皇太子”而立“皇太弟”，扬言要迎回洪州的李景遂。李弘冀抢先一步派人将李景遂毒死。

起初，李景遂之死被包装成意外事件，李璟觉得事有蹊跷，便派人详查，结果查明是太子爷李弘冀的杰作。李璟大怒，宣布废掉李弘冀的太子之位。

不久之后，959年9月，李弘冀突然暴毙。随后，李璟立第六子李从嘉为太子。

历史似乎就是这样给了李煜一个捡漏的机会。李璟和李景遂堪称兄友弟恭的道德模范。然而真相却远没有表面那么光鲜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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