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帮石敬瑭指定了内阁成员。

石敬瑭立国之初，政权核心首脑几乎都清一色的“亲辽派”，比如前文提到的桑维翰。

有一说一，这些“亲辽派”并不能与“汉奸”划等号，他们之所以亲辽，并不是“精辽分子”，而是从务实的角度出发，认为搞好两国关系是符合后晋利益，换句话说，他们是“以大局为重”。

吕琦、李崧，是李从珂的智囊，石敬瑭不但没有贬黜、排挤他们，反而予以重用，其中很大一方面的原因是，二人的政治主张是“亲辽派”，在石敬瑭举义之前，二人就曾建议李从珂通好契丹。

如今，国家的主人换了，但面临的内忧外患丝毫不减当年，形势比李从珂时期更加严峻，吕琦、李崧也更加坚定地主张与契丹搞好外交关系。

我们再次重申，“亲辽派”的政治主张虽然是要卑微恭顺地事奉契丹，但其核心是帮助后晋发展实力，所谓韬光养晦。而像薛文遇那样的愤青，不切实际地宣扬狭隘地民族主义，只会以卵击石，这种惨痛的教训请让李从珂同志帮大家解答。

石敬瑭任命翰林学士和凝当端明殿学士。端明殿学士并不是职权很大的官，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实权，其工作职能只是帮皇帝翻译大臣们的奏章，把“之乎者也，矣言哀哉”的文言文翻译成大白话，把其中的典故讲出来。

“翻译官”虽然没有实权，却能经常与皇帝近距离接触，其意见或建议可以很容易地被皇帝采纳，所以自从李嗣源设置以来，“端明殿学士”就是文武百官们争相讨好的对象。

和凝当上端明殿学士之后，为了保住清正廉明的名声，决定闭门谢客，在大门口挂了一块牌子，声明不接见任何宾客。

前耀州团练推官张谊，给和凝写信，大意是说你现在坐在最接近皇上的位置上，是皇上的耳目，替皇上听、替皇上看，帮助皇上了解外界的情况，怎么能拒绝一切宾客？虽然做官的可以免除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但却辜负了皇帝的信任、国家的期许。望大人不要沽名钓誉，成为井底之蛙。

和凝当即把张谊推荐给桑维翰，说这是个人才。桑维翰提拔张谊为门下省左拾遗，官不大，但进了中央，可以直接给皇帝上疏言事。

于是，张谊就给石敬瑭上疏，指出契丹对本朝有拥立之功，所以我们在外交上必须信守承诺，保持对辽的友好，但是，我们也必须加强自身实力，对这帮蛮夷时刻保持戒备之心。

石敬瑭对张谊大加赞赏。

其实张谊的主张与石敬瑭的精神世界高度契合。

石敬瑭不是抖M，他对契丹的卑躬屈膝、委曲求全，只是学越王勾践。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天福五年（940），太原留守安彦威进京朝见，石敬瑭跟他推心置腹，说了不少掏心窝子的话，说自己最重信义，契丹人仗义出手，所以我才履行当年的承诺。然而他们却贪得无厌，索求无度，而你能顾全大局，委曲求全，我对此很满意。

安彦威回答说：“陛下是为了天下黎民苍生，才用卑微的态度、丰厚的礼物侍奉他们。我怎么敢说有委屈！”

这就是高情商的回答，陛下是为了天下苍生而装孙子，陛下一个人跪下了，全国人民站起来了，而全国人民却还指着陛下的脊梁骨大骂“狗汉奸”……

两句话把石敬瑭感动地稀里哗啦的，“知音难觅！”

这则故事也说明，即便没有契丹的强势干涉，石敬瑭在选拔任命官员时，特别是封疆大吏的任命，也要倾向于“亲辽派”。

而契丹对于后晋内阁的干涉，不仅仅局限于“打招呼”，有时候是直接“越级”行使人事任免权，即由契丹直接任免后晋的官员，不经过石敬瑭，更不经过后晋吏部。

例如冯道、刘昫等出使契丹，为耶律德光、述律太后呈献尊号，耶律德光就降制，加冯道守太傅、刘昫守太保，其余随行官员亦有封赏。

直接剥夺人事任免权，这是对后晋主权的严重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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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干涉后晋政权的组阁，耶律德光还想进一步侵吞河北地区的土地。

天福四年（939），石敬瑭将定州义武军节度使皇甫遇移镇到潞州昭义军。有关这次移镇，背后牵扯着石敬瑭时期影响最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后文详叙。

定州刚刚出现空缺，契丹爸爸就派人给石敬瑭捎话了：“请按照契丹礼法，让王威同志主持定州工作。”（请使威袭父土地，如我朝之法）

这位王威，是王处直的幼子，当年王都囚父篡权时(921)，逃亡到契丹。他的“威”字应该写作“威阝”，王处直、王处存兄弟的子侄辈儿的名字都是“阝”字旁的单字，如王都、王郁、王郜。

顺便一提，这就是前文送“乌古良马”的那次“契丹遣使来聘”。

所谓的契丹礼法，也就是游牧民族传统。与农耕文明的“嫡长子继承制”有所不同的是，游牧民族习惯以幼子继承家业。而王威恰好是前定州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的幼子，所以耶律德光以此为由，提出要王威来继承先父的家业。

王威在契丹生活了整整十八年，早就被契丹人改造成了“精辽分子”。耶律德光让王威做定州节度，实际是让王威做地区代理人，把定州义武军作为契丹人的傀儡，从而辐射整个河朔地区。

在得到了“幽云十六州”之后，契丹内部进行了重大的行政改革，将幽州升格为“南京”，将云州升格为“西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