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第一部分 我的生活_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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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所有帮助过我的人的名字记在这里!一些人的名字被记载在文献中,并受到世人爱戴,而其他人则完全不为我的读者所知晓。即使他们默默无闻,但他们给许多人带去积极而崇高的生活态度,他们的这些影响是永恒的。我们的生命中总有一些时刻值得纪念,比如,当我们遇到那些像诗歌般打动我心的人们,那些和我们有力握手表示同情的善良人们,那些性情平和甜美得如天使般的人们,他们能安抚我们躁动不安的心。种种的困惑、恼怒和忧虑就噩梦一样占据了我们过去的生活,当我们醒来时,我们会用全新的眼睛和耳朵来感受世间的美丽与和谐,来感受神所创造的真实世界的伟大,。我们往日平淡无奇的生活蓦然间变得一片光明。一句话,有这样真挚的朋友相伴左右,我们才会感到生活的美好。也许,此前我们不曾相遇,之后不会重逢,但他们平实温润的气度如同一杯神酒消减我们的不满,治愈我们的伤痛,又如同清澈的山泉冲淡大海的咸涩。

我经常被问这样的问题:“难道人们不会令你心烦吗?”我实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猜想这种愚蠢而怪异的声音可能来自新闻记者不合时宜的报道。我也不喜欢那些对我的理解力表示怀疑的人,他们就像那些故意放慢脚步却说是为了迁就你的人一样虚伪得让人气愤。

我和许多人握过手,有些人的手和我一样木然无语,甚至有些傲慢无礼。有些人无趣乏味,和他们那冷若冰霜的指尖一触,我立刻觉得好像在同东北的暴风雪握手一样。还有一些的双手好像握着阳光,同他们握手可以温暖我的心。也许只有小孩子的手才会抓住你不放,而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带给我的大量阳光,正如小孩子们看大人时充满爱意和信任的眼神一样。总之,一次热情的握手或一封友好的书信都会带给我最真切的快乐。

我有许多相隔万里从未谋面的朋友。他们为数众多,以至于我经常无法一一回答他们的来信;但我愿意在此重申,对于他们那情真意切的话语我始终心存感激,虽然我对他们知之甚少。

在生活当中,我有幸享受到许多特权,其中最美好的就是我可以有机会结识那些天才人物并和他们交谈。布鲁克斯主教庄重肃穆,令人敬畏,只有认识的人才能从他的友谊当中体会到快乐。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喜欢坐在他的腿上玩,用一只手紧紧攥住他的大手,而苏利文老师则把他的关于神和灵魂世界的精彩述说拼写在我另一只手上。我带着小孩子的好奇和喜悦听他娓娓道来,虽然我的精神境界无法达到他那样的高度,但是他确实让我领悟到了生活中真正的快乐,我从来没有忘记他对我的教诲,让生命因成长而更美好,更富有意义。记得有一次,我对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多的宗教十分不解,布鲁克斯主教说道:“天地间只有一种宗教,海伦——那就是爱。用你全部的心灵去爱你的天父,尽你的一切可能去爱每一个神的孩子。要时刻牢记,正义的力量终将会战胜邪恶;这样,你便得到了进入天堂的钥匙。”他的生活正是这种伟大真理的完美写照。在他崇高的灵魂里,爱和真知连同信仰一起变成了深邃的洞察力。他看见:

上帝,无处不在,

他让人们获得灵魂的解放和自由,

在所有卑微者面前。

布鲁克斯主教没有传授给我任何特殊的信条或教义只有两种伟大的观念——上帝如父亲般的慈爱和人们如兄弟般的情谊,并且让我明白这些真理存在于一切信条和信仰之中。上帝是爱,上帝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孩子。有了这样的信念,再黑暗的乌云也会被吹散,纵使正义一时被扭曲,罪恶与不义终将被战胜。

我活在世间如此快乐,除了想念在上帝天国里我珍爱的朋友们,根本不去过多考虑未来会怎样。尽管分离多年,但他们好像近在眼前,甚至某一刻他们就像他们离世之前那样和我握手,再一次地与我交谈,我也丝毫不觉得奇怪。

布鲁克斯主教去世后,我通读了整部《圣经》,还有其他宗教哲学著作,其中包括斯韦登伯格的《天堂与地狱》和遮蒙德的《人类的阶梯》,可是我发现,没有一条教义或制度能够让人获

得和布鲁克斯主教“爱的信念”同样的心灵满足。我认识亨利·遮蒙德先生,他那双有力温暖的手如同一句句热情的祝福。他是最富有同情心的良友,博学又和蔼可亲,在他身边你不会感到枯燥乏味。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奥利佛·温代尔·霍尔姆斯博士时的情景。那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邀请我和苏利文老师去他家做客。当时正值早春,我刚刚学会讲话。我们一进门就被带到了他的图书馆,他正坐在一张大扶手椅里,壁炉里的炭火“噼噼啪啪”地烧得正旺,他讲述着往日的时光。

“还在倾听查尔斯河的潺潺流水声?”我试探着说道。

“正是,”他回答道,“我和查尔斯河可是密不可分啊。”房子里面有一股油墨和皮革的味道,我知道这里应该到处都是书,于是不由自主地伸手想拿几本书来读。我的指尖碰到了丁尼生的一部诗集,当苏利文老师把诗集的名字告诉我时,我就开始背诵:

飞溅,飞溅,飞溅吧

在那冰冷的礁石上,

飞溅

哦,大海!

但是,我突然停止了背诵,感觉到泪水落到手上。令我敬爱的诗人哭泣,我难过得不知所措。他让我坐在扶手椅上,不一会儿,他拿出许多有趣的东西让我尝试,在他的请求下,我背诵了《背着房间的鹦鹉螺》,这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一首诗。后来,我又多次见到过霍尔姆斯博士,我像爱他的诗歌一样爱他这个人。

会见霍尔姆斯博士之后不久,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我和苏利文老师在“梅里麦克”号上拜访了惠蒂尔先生。他温文尔雅的举止和不俗的谈吐赢得了我的好感。他曾出版过一本凸版印刷的诗集,我读过其中的《校园时光》。他对我的读音是如此准确、理解起来毫无困难感到很惊讶。随后我又问了他很多关于诗歌的问题,我把手指放在他的嘴唇上来“读出”他的回答。他说他自己就是诗中的小男孩,而女孩的名字叫萨莉,他还说很多别的事情,但我都不记得了。我还为他背诵了《赞美上帝》,当我结束时,他把一个奴隶的雕像放在我的手中,枷锁已经从这个奴隶蜷曲的身体上解除了,就像刚被天使从监狱中解救出来一样。然后我们来到他的书房,他不但为我的老师亲笔签名,还向她的杰出工作表达了钦佩之意,他在扉页上写着,“请允许我向您高尚无私的工作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您帮助这个可爱的孩子解除了心灵上的枷锁,我是您忠诚的朋友。约翰·J·惠蒂尔。”他对我说,“她是你灵魂的拯救者。”然后,他把我领到门口,在我额头轻柔地吻了一下。我许诺来年夏天还去拜访他,可是不等我履行诺言,他就去世了。

爱德华·埃弗雷特·希尔博士是同我交往时间最久的朋友之一。我从八岁起就认识他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他的敬意也日渐深厚。每当苦难和悲伤降临的时候,他的智慧和同情心都成为我和苏利文老师强有力的支持,他强壮的大手曾帮助我们渡过很多困难。他不只为我们这样做,还对所有处于困苦之境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他给腐旧的教条皮囊注入新酿的爱的美酒,向人们展示什么是新年、生活和自由。他身体力行他所教导我们的那些信仰——热爱祖国,对人友善,对生活积极乐观向上。在我眼中,他是一位先知,人类灵魂的导师,他信守诺言、言出必行,他是全人类的朋友,愿上帝保佑他!

我在前面描述过我与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初次会面时的情景。从那以后,我又在他华盛顿的家中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日子。他美丽的家坐落在布赖顿岛海角的中心,毗邻巴代克,巴代克这个小村落因查尔斯·达德利·沃纳的书而闻名。我喜欢听贝尔博士给我讲解他所做的实验,时而在贝尔博士的实验室里,时而在辽阔的巴拉斯德奥尔海岸上,有时一听就是好几个小时。我还时常帮他放风筝,博士通过放风筝来了解空气动力学,并期望借此发现控制未来飞行器飞行的规律。贝尔博士精通多种科学,而且具有一种魔力,哪怕是最艰涩难懂的理论,只要一碰,就能把那些学科变得生动有趣。他会让你觉得,如果你也多花一点时间,说不定也会成为一个发明家。他也有幽默和浪漫的一面。他最主要的激情

就是对孩子们的爱。当把一个失聪的小孩抱在怀里时,他简直高兴得无以复加。他为聋哑人所付出的艰苦劳动,将保佑一代一代的儿童健康成长;我们爱他,不仅因为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还因为他唤醒了他人心中的希望。

我在纽约生活的两年间,曾有很多机会同那些如雷贯耳的大人物交谈,但是我并不会特意去见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同我第一次会面。都是在我的好朋友,劳伦斯·休顿先生家里。我很荣幸地到过他家里拜访过他和亲爱的休顿夫人,还参观了他家的图书馆,并且阅读了他那些富有才华的朋友们写给他们的信,信中饱含感情,也不乏很有见地的思想。休顿先生善于挖掘每一个人暗藏着的优秀思想和善良品质。你不用阅读《我所认识的一个男孩》就可以了解他,他是我认识的最慷慨、最善良温和的男孩,也是那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对你不离不弃的挚友,他不仅这样对待同胞,也同样对待小动物。

休顿夫人也是那种“患难见真情”的朋友。我被浓浓的友情所包围,拥有了最珍贵的礼物,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她。她时常给我劝诫,并帮助我完成大学的学业。每当我学习身处困境而心灰意冷时,她就会写信给我鼓励,让我重拾信心和勇气;从她身上我明白了只有完成眼前困难的任务,才能让下一步路途变得平坦容易。

休顿先生还把他很多文学界的朋友介绍给我,包括大名鼎鼎的威廉·迪安·豪厄尔斯和马克·吐温。我还见到了理查德·沃特森·吉尔德先生和埃德蒙德·克拉伦斯·斯泰德曼先生,还结识了查尔斯·达德利·沃纳先生,他是最会讲故事的人,也是我最挚爱的朋友。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的同情心如此宽广,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一样。记得有一次,沃纳先生带我去拜访可敬的“林地诗人”——约翰·巴勒斯先生。他们都是心地善良而富于同情心的人,他们的人格魅力正如他们笔下的散文和诗歌一样散发着宝石般的耀眼光芒。当然,我跟不上这些文学巨匠们的速度,他们在不同话题间高谈阔论,针砭时事、妙语连珠。我就像小阿斯卡涅斯一样,步履蹒跚地跟在英雄父亲埃涅阿斯身后,随着大部队向前方目的地进发。但是他们也同我热情地谈天说地,吉尔德先生向我讲述了他趁月色横穿撒哈拉大沙漠到金字塔去的经历,给我的一封信中,他特意在落款那里留下一个深深的标记,这样我就可以在纸上摸到它了。这让我想起了希尔博士,他习惯在给我的信中用盲文签上他的私人签名。我还通过马克·吐温的唇语“阅读”了他的一两篇小说。马克·吐温无论讲话还是做事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在同他握手时,我能感觉到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即使他机智诙谐地言针砭时弊,仍然能感觉到他那如同伊利亚特一样的慈悲心肠。

在纽约我遇到了许多有趣的人物:比如令人敬爱的的《圣·尼古拉斯》杂志社的编辑玛丽·曼普斯·道奇夫人,还有《爱尔兰》一书的作者,里格斯夫人(即凯特·道格拉斯·维津)。我从她们那里收获了许多礼物,她们的爱心、记述她们个人思想的书籍、启迪心灵的书信,以及那些让我爱不释手,描述了一遍又一遍的照片。当然,在这里不可能把我所有的朋友一一介绍,而天使般的他们给予我帮助而不求回报,也不希望我讲出来,这些情感是远非冰冷的打字机所能表述出来的。因此,要讲述一些关于劳伦斯·休顿夫人的事情,我起初非常犹豫。

我还要提一提另外两个朋友。一位是匹兹堡的威廉·肖夫人,我经常去她在林德赫斯特的家做客。她慷慨大方、为人热情,她的言语总能宽慰,人心,在同她交往的这些年里,她给予我和我的老师帮助和劝慰从未停止过。

我当然不会忘记另一位于我有恩的朋友。他统领着巨大的产业帝国为世人所熟知,他杰出的才能赢得了世人的赞誉。他待人友善,总是默默地四处做慈善。我不能在此提及他的名字;但是,我一定要感谢他慷慨无私的资助,否则,我不可能迈入大学的校门。

因此,可以说是我的朋友们成就了我的生活和我的故事。他们想方设法地把我的缺陷转变成一种难得的特权,使我在被剥夺了光明和声音之后,仍然可以坚定而幸福地走下去。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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