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我出生在一个边远的山区，那时侯人们的生活还不是很好，还记得我出生到五六岁时，我们家里照明都是用的是煤油灯，而且是好一点的人家才有手电筒。

我的家乡离县城很远，就是离街也是有好几公里，在我们这个边远又落后的山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计划生育是很严的，人们的思想还比较陈旧，有不少村民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家家都想生儿子，至少是一个是要生的！否则就会被人瞧不起，受人骂，在邻居之间抬不起头！

还好，我虽然生在这里，但我的父母还算是开明的，因为那时侯我的父亲也经在学校代课。在这里我得说明，因父亲从学校毕业，正好赶上特殊时期，故父亲没能获得工作，只好回到老家种地，还记得那个时候是上世纪六几年的政策是那来那去！

因为恢复高考后，全国百废待兴，国家开始重视教育，大力发展教育，在我们这遥远的山村学校也在大力的扩建，村里的学校缺老师，父亲又刚好有文化知识，所以我的父亲在大队安排下进了学校，待遇是代课老师！

我的机遇算是好的，父亲重视文化教育，所以我到了学龄就跟着父亲去学校：父亲站在讲台上教书，我是坐在下面读书。

那时候我们读小学只有五个年级，没有学前班和六年级。

其实小学的前三年我成绩不怎么好，父亲为我可没少操心，也许是不懂事、贪玩的原因，一直在一年级、二年级、居于垫底的位置！

为了让我读书，我可没少挨父亲的打，母亲为了我读书，也没少和父亲吵嘴。

母亲是温和的说教，父亲施行的是“不打不成人，黄金棍儿出好人”！你说在这不同的教育理念下父母会少吵嘴吗？！

不过还好，父母吵嘴不当着我的面吵。

每当父亲大棒政策的时候，母亲虽生气但不说，都是在事后和父亲理论，父亲默认但就是不改。

至今在我那个时候是没搞懂是也什么原因，反正从三年级开始我的成绩就突然起来了，并非常的拔尖，那时我们是称之为“区”，并不是现在的镇，现在的村委在那时称为大队，而且在老家的村民的土墙壁上，我们能清晰的看到用石灰写在墙上留下的的“农业学大寨”。

记忆最深的就是后来到处都张贴着白纸黑字写的有关计划生育的标语，八十年时还有那三株口服液的广告随处可见！

我们那时侯的区现在分成了三个镇。

我们读书时，每年区里都要举行各校联赛、竞赛，学校有奖惩，老师有奖惩，学生也一样有奖惩，荣辱与共再说不假！

从四年级开始我就经常代表班参赛，到五年级毕业升入初中我也拿了不少奖，那个时候是全区评比，不是哪一个学校单独的。

在我们那里，最好的中学就是区中，每一年录取的人数不多，不足200人，在那个年代，每一届全区升中学的孩子不少于5000人！

其实我考入中学的时候是12岁，因为那时侯我们是7岁才能上学读书，也就是说7岁才能读一年级。

我们的升学考试全区各学校集中到区上的学校统一监考，远的学校头天就要到区上去住宿，条件是很艰苦的！

还记得我们那时读书赤脚的人真不少，能有双胶鞋穿的人就算不错了！

那冬天的雪下的很大，一脚踩下去就“吱—吱—”的直响！脚肚子都看不见！

很多同学下课了还淌着鼻涕，在学校那原是泥巴地、现被积雪覆盖的操场上堆雪人、打雪仗！

那热乎劲现在真的很难看到，也只有我们这样年纪的人还记得！

那年的小升初，我以双科(语文、数学)总分190分的成绩被区中录取。

到中学开学的第一天，我是自己背起母亲用棕绳给我捆好的被子自己去区中报的名。

以父亲对母亲说的话来说就是孩子要独立，不能事事都代劳，需要让我们自己磨炼。

在这一点上来说，我非常感谢父亲。

在这里，我才知道有分班，因为我读的那个村小就是现在的一个村民组人家的孩子读，人数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总计也就两百出一点，所以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

我是分在一班，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新同学，其中就有主人翁——章郡艳(卯针)同学，她和我是一班，成了同学。